“法制现代化”日益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学术话语系统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法学学术现象，也是当代中国法律的变革进程在法学领域中的理论回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开始涉足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领域，相继发表或出版了一些著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卷》(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试图运用法制现代化的分析工具，考察从1840年到1949年这百余年间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藉以揭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以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为历史向度，探讨中国现代法律的成长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勾勒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脉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对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之阐释过程中，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而《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　(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的下卷)，则概览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律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分析了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革命性进程及其意义。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作者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探索的一次初步总结。本书以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法律革命为叙述主线，着力研究了中国法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转变过程及其本质性趋势，旨在把握中国法制变革进程的特殊逻辑，认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特征。

全书由六编构成。第一编意在为本书的主题研讨确立基本的分析架构，不仅概述了马克思的东方法律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从总体上统摄了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的内在属性及其模式化表征。

第二编考察了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历史基础的传统中国法律制度之基本特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斯·韦伯(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是怎样从“类型学”原则出发解构中国法律的“实质正义”特性的，也进一步把握了传统中国法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及其形式结构上的与价值层面上的诸多品格。

第三编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域因素，主要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问题。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19世纪以前中外法律交往中中国法律的自主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法律构成挑战的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之基本状况，影响近代以来中国法律变迁过程的域外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如何估量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等问题。

第四编的主题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法律发展及其诸种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行程中，1911年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主义法律秩序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秩序的历史转变，法律的现代性思潮激荡在法律生活世界之中，近代化的法律结构系统开始形成；然而，这一时期法律发展依旧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之中徘徊，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改造(从清末到民国)表现为形式与实体的“二律背反”。

第五编则反映了从1949年到1978年这大约三十年间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状况。1949年、截至1956年的第二次法律革命，标志着中国法律发展历史的伟大转折，因为这一革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创设了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制度与法律系统，实现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律秩序向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历史更替。但是，从1957年开始，法律虚无主义逐步蔓延，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遂使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进程遭遇到严重挫折。

第六编重述了20世纪中国第三次法律革命的理论基础、内在动力、立法和司法领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革命的发展走向。毫无疑问，与1978年12月以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就是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型法律秩序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型法律秩序的历史性变革，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建设体现中国国情特点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革命性的伟大进程与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走进21世纪的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绚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