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即195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该书共论述了新闻媒介的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此书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它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而且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⑴，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经典。在我国，《报刊的四种理论》（下文简称《四种理论》）的中译本自1980年公开出版以来，对我国新闻学界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对于这样一本经典的新闻理论著作，我们理应细细研读。下面我将浅析一下该书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消解及其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

一、《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

1、满足社会需求

《四种理论》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那个年代都有其自己的特点：

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战后美国传媒业的发展，以报业发展呈现出兼并的倾向和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为突出标志。传媒业的兼并导致垄断化和集中化趋势，造成消息来源的单一化，破坏了传媒信息内容的多样化，这同美国立国时即确立的言论、观点的多样化原则显然格格不入；此外，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私有的营利企业的美国传媒业，受追求利润的目的驱动，不时出现滥用新闻自由、大量刊播耸人听闻、低级庸俗内容的现象；同时，由于广电传播的频道/波段等电讯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会相互干扰，所以需要实行统一的电波管制……这些都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逻辑构成了挑战，促使美国社会极力寻找应对办法。研究界围绕着传媒——政府——公众的关系，对传媒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反思，探索传媒的社会责任，也就势所必然。

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欲望的高涨，必然使其产生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愿望。在新闻传播领域，这种愿望则体现为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体系。

《四种理论》就是由与传媒的社会责任研究相关的四篇文章汇编而成，对传媒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美国传媒业所面临的困境。第四部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则能满足人们了解苏联传媒体系的欲望。可见，本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迎合和满足了当时美国的社会需求，书中对社会责任理论的系统阐发，更是大大促进了此理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推广。这样一本满足需求的书便理所当然的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经典之作。

2、作者的声望地位

《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由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弗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三人合作出版。这三个人都是美国新闻界的权威人物。

本书的第一作者西伯特是美国传媒法领域的先驱学者。他撰写了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传媒业的权利及特许权的许多重要著作，曾担任传媒机构的法律顾问，并制定了新闻传媒业和出版业群体所追求的法律条款。他还是一位新闻教育家，长期担任伊利诺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一流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在新闻学领域尤其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于1962年获得美国的杰出贡献奖。

彼得森是伊利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由于彼得森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杰出成就，他曾多次荣获美国的各种教育奖项。在这些荣誉中，彼得森本人最珍视“伊利诺大学杰出本科教学奖”，这位知名学者深深热爱本科教学，他与美国全国各地他的许多昔日的学生保持通信联系。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美国传媒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许多后来成了纽约杂志业中的领导者。

而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分别于1949年和1954年出版了著名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和《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除了理论上的声望外，他还出任过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教育主管，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之后于1947年到伊利诺大学任教，并创办了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项目。1947年-1955年，他成为伊利诺大学研究型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出版社经理，50-55年期间，他还出任了伊利诺大学传播处主任。1954年，他还曾兼任全国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任，与政府联系密切。在伊利诺大学，他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所，担任所长。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四种理论》一书的项目，是施拉姆揽来的、由美国全国教会委员会赞助的研究项目。

三位作者在美国及全世界的声望大大促成了经典的生成。

3、后人的赞誉

在传播业界和学术界，人们公认《四种理论》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而且它在阐释和发挥“社会责任论”方面有较高理论造诣，被西方新闻学界公认为权威著作，曾获美国新闻荣誉学会的研究奖章。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⑵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评价说：“（社会责任这个术语）对在职新闻工作者还是有重要价值的。首先，它给新闻工作者一种积极的精神，即自己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操办一项公共事业而工作，比如像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它可以使新闻工作者避免盲目性……第三，它使新闻工作者不计这门行业的经济收入。他可以去选择报道矛盾冲突，因为社会责任要求他这样做，而不是用闲言，色情和暴力这类东西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之需。第四，它可以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⑶

在我国，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于1980年出版之后，得到了新闻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都认识到此著作明显带有冷战思维，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不少学者认为《四种理论》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是专业必读书目。对《四种理论》的赞誉最系统的要算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了，他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⑷

这些赞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生成为新闻传播界的经典著作。

二、《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消解

《四种理论》虽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也日见增多，这不断的消解了它的经典地位。

1、《四种理论》是冷战的产物

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该书出版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社会中弥漫着以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划线、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冷战思维方式和“恐红”的反共情绪，这影响着美国对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等的看法。冷战式思维，孳生出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概念，使美国社会对事物的评判，陷入视己方阵营的一切为优，观他方阵营的一切为劣的非理性模式，这些难免要在其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印上烙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四种理论》，对此必然会有所反映。这一反映突出体现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即施拉姆所写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部分。

施拉姆对“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后来成为传播业者和学者们批判的重点。对这一部分的批判，焦点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传播学者认为，韦尔伯• 施拉姆执笔的这部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施拉姆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⑸而下面这句话则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交往工业（Die Kommunikations 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这是马克思选集24卷第65页里的一句话，可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谈到了公共通讯工具问题。另据史料记载，施拉姆在写作此理论之前，对苏联的传媒体系是通过间接手段了解的，他根本就没有亲自去过苏联。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敌意阻止了科学研究对方的可能性，施拉姆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报刊理论的论述可能只是在看了一系列的也许是有失偏颇的报道和资料后的主观臆断呢？

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在其主编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一书中就指出，《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美国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影和电视，鼓吹这些国家实行的是自由主义传播制度；同时它又对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制度进行了歪曲和攻击，认为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的。

2、作者与政府和传媒联系紧密

1995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威廉•伯里（Willam E· Berry）等人撰写的《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书中指出：第一作者西伯特的经历反映了新闻教育与传播媒介的亲密关系。出身于新闻工作者的西伯特，在教书之余，长期担任新闻界的法律顾问，其某些学术研究一直受美国报业大亨的资助。与新闻出版界的“良好”关系使得这本书代表了媒介行业界的某些观点。而施拉姆本人的学术生涯显示了他与美国政治的深厚渊源。《四种理论》第四部分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议程的一面。⑹由此可见，《四种理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中立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论述，其论述的客观性遭到学界强烈的质疑。

3、“社会”与“责任”界定的模糊

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这突出体现在“社会”与“责任”这两个术语上。首先，“社会”是一个没有表达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同“国家”（State）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不仅会导致语意上的混淆，甚至会引起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国家”有时候可以指政府、民族，还可以指社会，如此一来，这三个术语也就含混不清了。⑺

其次，“责任”在新闻工作者这里似乎也遇到了难题。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义务可由法律强制执行，而责任则不然。除非我们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⑻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尽责，至少不可能对社会公共事业尽责。而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可以选择为出版商负责，也可以选择为自己的职业负责，还可以凭自己的责任感行事。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及“责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语意模糊的。身处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者，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责任论中的新闻业者该负责的对象也难以厘清。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如果他至少在理论上要对自己所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该归究于谁？这些问题都是《四种理论》尚未阐明的。同时，社会责任还为那些信奉这一学说的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提供了一个主张道德尊严的机会，使其行为具有合理性，其实质是为社会上流分子统治者效力尽责。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就指出：社会责任这个术语毫无意思，被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加以使用。⑼

4、基本上没有揭示经济制度对传媒的影响

《报刊的四种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最多的莫过于不同政治制度对传媒的影响，而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权利集中及其对传媒的影响所论太少。1984年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出版之后，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能得此赞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的媒介》对由《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从经济角度把世界新闻媒介这首交响曲划分为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⑽这种分类模式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

5、“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

这四种理论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和苏联共产主义媒介体系做了探讨论述，并且有的详细（如集权主义），有的简略（如自由主义），它忽略了同时代其他种类的媒介模式。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媒介体制的变革，“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新的理论模式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加速了它经典地位的消解。

三、《四种理论》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

1、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比较新闻学领域是非常贫瘠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则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它将世界上的新闻体制归为四类：集权主义制、自由主义制、社会责任制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前三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同时，作者在绪论中提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⑾进行研究，并在书中探讨了政治哲学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此书这种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成为比较新闻学最基本的方法，此书也成为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到目前为止，西方比较新闻学界的思维仍然没能跳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这个窠臼。例如，70年代英国安东尼•史密斯所著的《报纸：世界的发展》一书，便是平行地描绘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进程；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马登和安居•格瓦拉编著的《媒介制度比较研究》一书，则比较研究了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介制度；1987年，劳伦斯•坎才的《传播理论：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学的角度出发，将世界新闻界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媒介。跨文化、跨学科的思维在上述著述中清晰可见。

2、开启从哲学根源入手探讨新闻理论问题的方法

该书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密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⑿这种探讨方法给我们的新闻研究以启示。正如芮必峰所说：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⒀

3、对之后的媒介理论产生深刻影响

“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

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社会权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自由主义理论、社会集权主义理论。

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面面观》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该模式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 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发展（develepment）理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希顿模式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洛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它们是权威主义理论、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理论、发展理论、民主参与理论。

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 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该模式保留并综合了“四种理论”及上述的几种理论，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ocy socialist）理论，提出了“七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理论、发展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自由主义理论。

可见，上述理论模式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西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可见《四种理论》对世界新闻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注释：

⑴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39页。

⑵John C.Merrill，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Toward a Resprns：ble Use of Press Freeidom.Batom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7-98.

⑶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42页。

⑷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⑸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132页。

⑹郭镇之：《对‘四种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1期。

⑺同⑶，344页。

⑻同⑶，343页。

⑼同⑶，342页。

⑽同⑶，316页。

⑾同⑸，2页。

⑿同⑸，7页。

⒀同⑷。

参考文献：

1、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3、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4、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5、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6、张咏华：《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

7、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陈丽 山东大学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