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从企业集聚的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建立基于企业集聚的城市发展模型和自组织与有组织相结合的城市发展和演化模型，实证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因素影响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历程。本书通过探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路径，探讨和揭示了不同时期和阶段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规律。基于企业集聚的城市发展模型表明：城市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综合集聚体，其发展和演变在本质上是企业集聚行为的推动结果，即企业集聚行为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作用于城市的人口集聚活动而影响着城市的规模变化和人口特征；通过城市产品市场主要作用于城市的经济集聚活动而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特征受到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为例，借鉴新空间经济学的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模型，对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路径进行了考察和判断，结论发现：由于制度因素的作用，忽略制度变量的新空间经济学的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模型不能较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和演变。于是，本书通过修正新空间经济学的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演化模型，纳入制度变量，建立自组织和有组织相结合的城市发展和演化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发现：由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因素一起影响和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历程，因此制度因素对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从工业化推动为主到政府干预为主的发展历程。其中，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江、浙、沪三地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各有不同，但是三地企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演变都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企业集聚和政策干预即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而且制度干预和制度改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特别突出。在此基础上，为深入揭示江、浙、沪三地城市发展的路径模式，本书又通过对企业集聚模式的考察，借助于特化经济指标和城市化经济效应指标、通过分析城市加速发展以来江、浙、沪三地就业人口分布与生产分布的变化特点和对江苏、浙江地区城市化经济效应指数的测算，进一步实证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江、浙、沪三地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城市发展路径，结论发现：１．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上海突出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发展路径，浙江地区则突出表现为“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江苏地区的城市发展路径则介于两者之间，即是一种“政府和市场混合型”的城市发展路径；２．在江苏和浙江地区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路径中，浙江地区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经济效应，而“政府和市场混合型”的城市发展其城市化经济效应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发展路径要优于“政府和市场混合型”的城市发展演变，同时，结合基于企业集聚的城市发展模型，“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将可能不利于城市的长期发展；３．以企业集聚为主，积极进行制度改进、利用制度激励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是城市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最后，本书结合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现状，对加快新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