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從企業集聚的微觀角度入手，通過建立基於企業集聚的城市發展模型和自組織與有組織相結閤的城市發展和演化模型，實證考察瞭改革開放以來製度因素影響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曆程。本書通過探尋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路徑，探討和揭示瞭不同時期和階段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的內在動因和規律。基於企業集聚的城市發展模型錶明：城市作為人口和經濟活動的綜閤集聚體，其發展和演變在本質上是企業集聚行為的推動結果，即企業集聚行為通過城市勞動力市場主要作用於城市的人口集聚活動而影響著城市的規模變化和人口特徵；通過城市産品市場主要作用於城市的經濟集聚活動而使城市的産業結構和經濟特徵受到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書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為例，藉鑒新空間經濟學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體係演化模型，對其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發展路徑進行瞭考察和判斷，結論發現：由於製度因素的作用，忽略製度變量的新空間經濟學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體係演化模型不能較好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和演變。於是，本書通過修正新空間經濟學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體係演化模型，納入製度變量，建立自組織和有組織相結閤的城市發展和演化模型對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演變進行瞭實證分析和研究，發現：由於製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市場因素一起影響和決定著城市發展的曆程，因此製度因素對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不容忽視；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實際上經曆瞭從工業化推動為主到政府乾預為主的發展曆程。其中，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江、浙、滬三地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演變的規律和特點各有不同，但是三地企業集聚和城市發展的演變都錶現齣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企業集聚和政策乾預即市場力量和製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影響瞭城市的發展和演變，而且製度乾預和製度改進對城市發展的影響特彆突齣。在此基礎上，為深入揭示江、浙、滬三地城市發展的路徑模式，本書又通過對企業集聚模式的考察，藉助於特化經濟指標和城市化經濟效應指標、通過分析城市加速發展以來江、浙、滬三地就業人口分布與生産分布的變化特點和對江蘇、浙江地區城市化經濟效應指數的測算，進一步實證考察瞭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江、浙、滬三地改革開放以來不同的城市發展路徑，結論發現：１．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內部，上海突齣錶現為“政府主導型”的城市發展路徑，浙江地區則突齣錶現為“市場主導型”的城市發展路徑，而江蘇地區的城市發展路徑則介於兩者之間，即是一種“政府和市場混閤型”的城市發展路徑；２．在江蘇和浙江地區兩種不同的城市發展路徑中，浙江地區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發展錶現齣明顯的城市化經濟效應，而“政府和市場混閤型”的城市發展其城市化經濟效應並不明顯，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發展路徑要優於“政府和市場混閤型”的城市發展演變，同時，結閤基於企業集聚的城市發展模型，“政府主導型”的城市發展模式將可能不利於城市的長期發展；３．以企業集聚為主，積極進行製度改進、利用製度激勵來推動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是城市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內在要求。最後，本書結閤目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的現狀，對加快新世紀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提齣瞭相應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