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大众阅读光谱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学热”？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至少其可能引发的探究欲没有早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等来得强烈，但有种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社会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下，积极就社会问题在大众媒体发言的社会学家受到了追捧，而此中的代表人物当非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莫属。孙氏接连推出的《断裂》、《失衡》、《博弈》称得上是“社会问题三部曲”，其中诸如“断裂”、“博弈”等概念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的高频词汇。

在这股“社会学热”中，社会分层和流动又是“热中之热”，这从不时见诸媒体的所谓“中产标准”的划分和讨论就能看出一二。实际上，社会分层和流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坊间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著作已有多种，甚至有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问题的表达中来，当然影响最大的似应首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自然要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名头所赐，但其理论视野的开放、调查方法的谨严也有助于人们接受其描述和结论。

不过，社会分层的标准并未“定于一尊”，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在陆学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继续书写“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必要的，何况这个书写者又是杨继绳！

毫不夸张地说，杨继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标杆式人物。这不是因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是因为他是《炎黄春秋》主编；这不是因为他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而是因为他写了《邓小平时代》(1998年)和另外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至于刚刚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已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因其早于2000年就在香港出版了(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比陆书还早两年)，只是多数内地读者一直无缘得见。

按权力、财富和声望分层

杨继绳是记者，也是学者，这一双重身份必然为他的学术著作带来有别于学院派的性格。一如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有鉴于此，我们期待此书的就不是其学术价值(这点留待专家去评鉴)，而是其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这幅图景是否切合甚至强化了我们的日常感受和认知，刷新这幅图景使之更为合理的可能出路又在何方。仍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从分析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质而言之，作者撰写此书旨在呈现和求解社会问题，学术创新非其所求。

当然，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在某种理论的观照下才能做出，因此本书还是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标准，并在经过一番甄别取舍之后给出了作者的标准，即现代西方学者普遍坚持的区分社会阶层的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声望。这一分层标准其实与陆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秉持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无甚区别，只是由于在这一“三分法”中，“每一种因素的占有情况如何量化，每一种因素的量化数据再以什么样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的量化指标”，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不同的量化和组合就得出了不同的指标，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结果也就有所不同。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标准，杨继绳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和社会有害群体八个阶层。而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陆学艺们则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两者相比，似乎只能说杨的划分更“自由”些(比如杨把“当代新买办”定为一个阶层居然只是为了矫正一些出版物对这个群体的离谱描述)，而陆的划分更“规范”些。有意思的是，杨继绳对陆学艺们的分层没有作太多评价，而只是近乎自由心证地“觉得还是用权力、财富、声望来作为分层的标准比较好”。

实现社会公正需要机会均等

杨继绳在一一分析了八大社会阶层后，归结出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几个特点，即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 (17.9％)，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中间阶层比重太小，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阶层之间在财富、权力、声望方面有错位现象 (如官员的权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企业主的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就可能导致官员和企业主在权力和财富上互通有无)。平心而论，这几点结论我们早已非常熟悉，而作者此前对八大社会阶层的考察也多半给人“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但我们显然不能以此来忽视本书的价值，因其价值主要不在这里，而在对问题根源的揭示和解决之道的提示本身。

杨继绳认为，社会分层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不平等，而绝对的社会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区分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新的不平等。当前的社会不公实质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的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获益最小的是工人和农民，但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支付方面后者却远大于前者。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后，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使改革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破除制度性不公的不二法门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则是推进社会结构的开放，使得新出现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有向上流动的均等机会。其实这也就是孙立平所说的培育一种相对平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得利益各方能够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平等博弈。

再度平心而论，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比这更“激进”的主张我们不是没有听过。但今日中国的一大尴尬就是“理论超前”，以至理论兀自后浪推前浪，现实却鲜有丝毫改变。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重复真理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因为即便是如此浅显的真理也并非随处可见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者有勇气，文字就有生气。读杨继绳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认知冲击，而是作者的真诚、勇气和贴地而行的态度。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继绳在“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这一章中着意点出“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附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即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并非矫情的高调，也应是他的夫子自道。

对于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杨继绳将其归结为新闻腐败，其本质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舆论界要走出“一仆二主”的困境，就要改变“舆论一致”年代留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只有通过多元的舆论才能得以表达。这确乎只是一种设想，但能见到这样的文字本身就已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