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經學曾經長久地塑造了中華文明。正如李源澄《經學通論》所言：“經學者，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未有經學以前，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經學與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爲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爲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爲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爲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經學與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經學可以産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國人心目中，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古長存。董生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百年以來，鼎祚數易，國運遷變，經學不但無預於國家建制，而且退出日常生活。即便在學術研究層面，現代學科建立之後，經學一變而爲史學，再變而爲史料，經學之精神蕩然無存焉。

時至今日，經學已近成絶學。民國以降，學術轉型主要表現爲現代學術體制的建立與經學一科的取消。現代學術轉型之後，中國學術研究幾乎完全被西式的學科、方法所主導。以西方學科對中國典籍進行系統化、邏輯化的整理，對現代人認識傳統，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於倡導現代學術的第一批學者，對傳統學術缺乏必要的同情之理解，以至有意地抹煞傳統的價值。自胡適以來，現代學術的總體特徵，是將“中國”視爲古代，將典籍視爲史料，由此建立起來的文、史、哲，都只有“史”的意義，而缺乏“學”的價值。由此，儒家經典被“圓鑿而方枘”，割裂分解，難尋其本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傳承。而且，中國特有的經學一科被取消，使傳統最重要的經籍，被分割到不同的學科之中，僅僅成爲有待西方學科進行整理的史料，甚至一些不能納入西方學科的典籍，連史料的價值也日趋微小，長期無人問津。尤其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大師凋零已盡，學術官僚化、市場化交相侵袭，我們的整個研究環境和學術局面，不但不能上接漢宋之通途，甚至不能接承乾嘉之小道，對古典瞭解之不足，有甚於晚明之浮誇。

然而，中國的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思想學説的創新，越來越需要傳統思想的資源。一個族群如果失去共同的道德精神，便不可能支撑其政治社會建設，更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學習其他文明的先進經驗。在現代學術建立百年之後，如何認識我們自身，仍然是一個没有完成的課題。由于缺乏對自身的清醒認識，導致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常常視中國爲病人，把西方當藥鋪，結果往往是自處於北地而强植南方之橘，自視爲東施而强效西施之顰。事實上，只有深刻地認識自己，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學習西方，也只有深刻地認識古典，才可能真正地走向未來。而作爲中國古典文明核心與根源的經學，正是我們今天重新認識這個國家的性質的立足點，也是我們今天重新認識歷史的根據，是我們開出新的政治社會的基礎。

面對百年來中國的政治、社會轉型，今天的經學研究，既不可能假裝生活在古典的經學時代，只要通過注疏便可以發明經義，也不可能假裝生活在西方社會，仿佛模仿西方學術便能弘揚古學。我們今天提倡經學，最基本的任務，即是“爲往圣繼絶學”，通過一字一句理解那些古典大書，與古聖先賢對話。但是，經學的生命力，更藴藏在洞察古今，返本開新之後的義理創造之中。從董仲舒，到朱子，到康有爲，每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正是這些學徹天人，既精通古經、又深知時變的解經家，既推動著歷史的發展，也推動了經學的發展。孔子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中國來説，經學的重要性，不證自明。但是，經學的生命力，及其回應一個變動時代的問題的能力，則需要經學研究者去證明，古代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當今之世，時在文景，學如晚明。經學不興，大道不彰。我們相信，不建立在自己偉大傳統基礎之上的民族，就不可能是健全的民族；不建立在自己偉大傳統基礎之上的思想，也不可能成爲超越時代局限的思想。而傳統思想資源，最重要的就是經學的資源。因此，進一步强調經學研究，成爲這個時代學術研究最迫切的任務。

我們希望，通過重新開啟經學研究，反思今天學科建制的不足，爲分裂的學科尋找共同的靈魂；

我們希望，通過重新開啟經學研究，接續華夏二千年來文明的主流，爲往聖先賢的學問，探求現代轉化的方式；

我們更希望，通過重新開啟經學研究，重新回到什麽是政治，什麽是好的生活方式等人類永恆面對的根本性問題的關切，爲生活方式的構建尋找新資源，爲國族的未來探索新方向。

經學的重新開展，意味著重回古典，再造文明，在這樣的時刻，每一個治古典經史之學的學者，背後都站立著這個族群數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她无法預知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