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通过叙事和评论在多个方面展示了政治的规律，亦即政治的定数。

在修昔底德笔下，不同制度下的人民虽然在拥有的权利上存在差异，但人民具有相似的品性。其一，人民多疑。其二，人民非理性，这体现在人民不理智、受演说影响、易过激、易丧失信心、易被欺骗等方 面。其三，人民反复无常。除此之外，人民还具有其他品性，如总是不满、易被操纵、不负责任、朝令夕改等。

在修昔底德笔下，党争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党争又是很残酷的。导致党争残酷的根源是多重的，包括个人的贪欲和野心以及激烈的疯狂情绪，所以，党争及其残酷性的根子在于人性。党争最大的恶果不是城邦的衰亡，而是人性的堕落。党争引进和招引外部势力是党争的一般规律。其中，引进外部势力是党争的主规律；招引外部势力是党争的次规律。此外，党争还有特殊规律，那就是内奸现象。内奸是党争的变种。

依据个人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能，且首重品德的原则，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可以被品评为三等。此外，还有等外的政冶家。一个政治体系中大多都会存在这样四类政治家。所以，修昔底德笔下不同的政治家形象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第一等政治家只有伯里克利一人，第二等政治家最典型的是尼西阿斯，第三等政治家的典型代表是亚西比得，等外政治家的典型代表是波桑尼阿斯和福里尼卡斯。政治家与国家兴衰甚至存亡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修昔底德在《政治的定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维度的研究)》提到了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寡头制、民主制等多种政体。民主制下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民主制下的政治家纵然有特别高明的才能，也无法与这个体制抗衡，杰出的个人往往无法见容于这个体制。个人与城邦之间的这种张力的存在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修昔底德对君主制一笔带过，僭主政体则不是优良的政体。寡头政治压迫人民、寡头政权容易内讧、寡头政权出卖国家以及寡头政治的其他缺陷等寡头政治之恶，表明贵族寡头制不是理想政体。同时，单纯的民主政治也是不够的。民主政治需要融入新的要素来克服它自身的一些缺陷。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掺入君主制和贵族制因素的混合政体也许才是最理想的政体。

在修昔底德笔下，国家间关系有友谊关系、畏惧关系、强权关系、利益关系、荣誉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利益关系，这是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典型地反映在国家间关系的变动性上。

关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问题，在修昔底德笔下可以看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政影响外交，另一个方面是外交影响内政。同时，民族性格对外交也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民族性格作用在外交上，呈现出的状况就大不相同。

在修昔底德笔下，人本身受制于多种因素，这就是“人的限度”。它体现在人性、偶然性、命运和神明等对人的制约上。人的限度划定了人的行为的最大范围。其中，人性是理解修昔底德著作的希腊性意义与普遍性意义的关键。永恒的人性，使得修昔底德笔下政治规律的希腊性变成了普遍性。在所有具体的人性中，与政治密切关联的是人性的不可阻止规律和人性的下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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