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彭立勋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针对全球所面临的这一危机，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范畴。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说，不仅强调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的生活方式、发展道路进行重新思考；而且更要能够既重视自身传统，又能学习他人的优点，为人类创造新的具有时代前瞻性的文化发展模式。他期望中国学术界能够开创学术新风气，着眼于一种宏阔的全球文化视角，而中国学者则能够在社会转型期担当积极的角色。至今，这一命题在理论界和文化实践中仍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而文化战略和政策的选择和实施，正是文化自觉的一种突出体现。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体现的是个体和群体某种带有自我构建和他者构建特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精神性的文化存在，更要密切关怀涉及个体或群体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文化实践活动。当文化作为社会管理的新领域出现时，有关文化的规范和管理的文化政策就出现了。随之，关系到生产和管理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体制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这是当代文化政策和文化管理体制产生的背景。利用文化政策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对与文化发展相关的社会公私行为进行有选择性的约束和指引，是当今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的选择。任珺的《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书正是立足于此，开展与当代文化实践紧密结合的文化政策理论问题研究。它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国际、民族国家、城市不同层面文化政策的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状况及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以文化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在国内学术界还不多见。这一学术研究路径对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的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20世纪70年代，从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的高度提出过关于文化战略的思考。他将文化视为按一定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尽管文化表面上呈现出积累的形态，但皮尔森教授所强调的“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文化必须变得更有动态性，更注重未来取向。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文化战略实质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对主流文化的争夺即国际权力斗争的具体表征。当今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更为深入、更为隐蔽。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内通过文化活动与措施增强国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及民主实践，对外则通过贸易及传媒行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文化价值取向的全局性、总体性的长远谋划，国家文化战略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很受重视。中国也不能例外。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来说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文化的功能有了一种崭新的定位。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文化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评价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的指标”。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杭州大会进一步倡议：把文化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处于统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核心。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只是为了国际软实力较量，更是中国希望给以世界的独特发展经验。据此，我们更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新的实践，加强对文化的战略研究。任珺的《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书提出了“建构中国语境下的文化政策研究”，并对此作了积极探索，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实施文化战略和政策的新经验、新理论、新观点，这是极有价值的。

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发展的推进，城市作为全球战略节点的变化与影响日益重要。城市为文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试验场域。对中国城市来说，地方嵌入和联结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充斥着传统与现代的抗衡。如何维持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平衡，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世界城市运用文化策略汇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整合区域软资产，创新性地推动城市功能升级的发展路径，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未来中国城市治理结构的变革对转变城市政府职能、培育参与城市管理的多元主体、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三方面内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中国各个试点城市广泛推动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地方转型提供了文化领域内的治理经验。政府将从传统的公共文化产品的直接提供者，逐步转变为公共文化管理的宏观协调者。政府在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方面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其他具体的微观领域，政府则尽可能地退出，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共同治理。《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书在论及文化政策一般性问题的同时，重点关注了国际领域内的“文化治理”与“文化参与”概念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包括政策工具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比较的视角。实际上，两个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与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权利理念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公民文化参与的过程，既是个体文化近用的方式，也是公民自身能力的建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个体组成的共同治理结构，也有赖于各方面治理能力的提升。现阶段中国各参与主体治理能力发展是不均衡的，因此，亟待相关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并促进公民文化参与的成熟。这一议题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的文化建设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迈进。2003年深圳提出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这是在城市文化战略和政策上的一次大调整，显示这座迅速崛起的经济城市，对文化发展有了更高的自觉。2010年，深圳又进一步提出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并将这一文化发展目标正式列入深圳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年来，深圳在城市价值观念建设、文化产品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提供了城市文化实践的经验。可以说，对于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正确选择和实施，是深圳城市文化这些年来产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选择深圳的探索和实践作为分析文化战略与政策的案例，无疑增加了理论的说服力。当然，深圳城市发展是否能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乃至在全球发挥影响，还取决于深圳能否一如既往走改革创新发展之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文化策略可以引导管理者重新回归对人本身的关注。对此，笔者也和本书作者一样对深圳发展充满期待。

任珺在攻读研究生时，就钟情于文化研究。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国书院审美文化问题的。我有幸参加了她的硕士论文答辩，并应邀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她的论文获得专家一致好评。毕业后她先后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化政策研究，勤奋治学，持之以恒，既深入钻研文化基本理论，又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文化实践，放眼国外文化建设的优秀经验，在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在，她以此为基础，对文化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既有理论阐发，又有对策建议；既有对已有经验的反思，又有对未来发展的新见，相信这对文化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会大有裨益。我衷心祝贺这部新作问世，并望她今后不断有新的成果。

2013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