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旨趣

今年恰是七七‧蘆溝橋事變的七十週年，只要是關心歷史關心現實變化的人，必然會有一番感慨；感慨現實世界正走到一個複雜的歧路口時，歷史卻急速地風化，被解構被虛構化了。一個失掉歷史意識的現實世界，一個不知以史為鑑的社會，將不知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在台灣，十多年來連國民黨式的教條式的「七七紀念」都已偃鼓終息了，更不要談其他，只剩下中國統一聯盟每年還維繫一個小紀念活動。至於新版歷史教科書中有關「七七」的記載，在「去中國化」的逆潮中，在「台灣論」的風靡中，想必早已形骸化了。甚至在知識社群中一提到「紀念七七」都會被嗤之以鼻，可見它被邊緣化的嚴重程度了。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還是國民黨長期的民族主義式的歷史宣傳和歷史教育，使「七七」教條化僵弊化，只停格在戰爭事件的紀事層次，沒有時代、社會、和文化的觀點，更缺少理解日本軍國主義後的日本社會的視野，這種喪失了歷史生機的七七論，當然容易被遺忘被風化。

「七七」七十週年，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也許像六十週年、五十週年一樣只是年代不同，但對日本來說卻有特別的意義。從日本的現代化觀點來看，一九三七年恰好是明治維新模仿歐美現代化的七十年，由於不徹底的現代化使社會內部積累了許多矛盾，為了解決社會內部矛盾終於走上對中國侵略的不歸路，從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算起，又是第二個七十年，這期間日本經歷了侵略戰爭、敗戰、親美的經濟發展，終又走上了與戰前相近的道路，社會矛盾增大也產生了社會總保守化的現象。日本經歷的兩個七十年的現代化的成或敗，對我國的現代化來說應是寶貴的借鑑，特別是開放改革後的中國大陸更應該認真看待日本的現代化的利弊。從這個角度來紀念七七的七十週年，才會有新的廣闊的視野，對今日的問題才會有更積極的意義。

本期的最大特色是刊登了三篇最新出土的楊逵佚文，以及一篇胡風的佚文。前二篇〈對「新日本主義」的一些質問〉和〈期待於綜合雜誌的地方〉是橫地剛先生提供的，再加上另一篇重新翻譯過的〈「第三代」及其他〉，就構成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前後旅日期間的楊逵，如何以一個殖民地作家的立場觀察和批評保守化的日本文壇、文化界的全貌。同時也可以看到，楊逵在東京讀了蕭軍的《第三代》以及胡風的〈我的心境〉等等的中國文學作品後，所流露出來的對中國作家的親近和稱譽，並再三以中國作家的觀點批評日本的作家與文壇。橫地剛的力作〈讀《第三代》及其他〉，以他對七七前後日本文壇文化背景的理解功力，和對中國文學的素養，深刻地解析了楊逵在七七前後的思想，施淑的〈土匪和馬賊的背後—楊逵一九三七〉以她近年對「滿洲文學」的精研，明確地掌握了楊逵與蕭軍文學思想底流共通的水脈，它就是同樣站在受欺壓者立場的文學。我們特別刊登了陳映真在二ＯＯ四年大陸作協（在廣西南寧）主辦的「楊逵文學研討會」上發表的〈學習楊逵精神〉一文，也以之作為本專輯的標題，祈望他早日康復重拾巨筆。我們也轉載了大陸學者樊洛平、趙稀方的兩篇有關楊逵的專論，謹此感謝他們對台灣文學研究付出的努力。

楊逵和胡風這兩位中國文學的重要作家，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民族內戰的歷史悲劇，雖然在文學上早已相知相識相惜，卻只能隔著海峽相望，終其生涯無法相見，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少有的民族悲劇。胡風在晚年寫過二篇追念楊逵的文章，一是〈介紹兩位台灣作家—楊逵與呂赫若〉，另一是〈悼楊逵先生〉。胡風令媛也寫了〈神交五十年相見在九泉〉，文中提到胡風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參加了楊逵追思會上，寫了〈悼楊逵先生〉後，不過數月竟也溘然去世！這短文也是胡風在世的最後一篇發言了。有名的上海作家、編輯家、評論家范泉，在台灣光復不久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聽聞到楊逵失蹤了，內心十分憂慮遂發表了〈記楊逵〉一文，是一篇珍貴的史料，我們也把該文收入。上述四篇大陸作家的追思文擴大了我們對楊逵的感性認識。

另一篇最新出土的楊逵佚文〈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是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台灣光復的時代大鉅變後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楊逵在參加新竹縣桃園忠烈祠（當時桃園還未設縣只 是鎮仍隸屬新竹縣）「台灣革命先烈」奉安典禮時，發表在《台灣新生報》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與前三篇（包括〈《第三代》及其他〉）楊逵寫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夜的作品相對照，更可以比較完整映照出楊逵的抗日感情。寫這篇文章之時，楊逵是光復後成立的「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的副總幹事，到全島各地訪問慰問先烈遺族進行救援。為了使讀者更清楚理解該文的背景，我們也刊載了當時的二篇史料，一是當時新竹縣長劉啟光的〈「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的使命〉，另一是〈台灣革命先烈芳名錄〉這是光復後首度由日據期台灣抗日運動者的手親自完成的工作，把因抗日而犧牲，曾被殖民統治者敵稱「匪」的同志平反為「革命烈士」並奉安於忠烈祠，彰顯了「民族正氣」。關於光復後這二類追悼革命烈士事蹟的活動，官土生的〈奪回我們的歷史〉一文有專門的介紹。

從一九三七年的前二年起，魯迅先生去世前曾積極領導推動中日兩國的文學交流，魯迅先生去世後由胡風接手繼續推動。在七七事件爆發後，胡風曾以日文寫了推動中日文學交流的一些感觸〈我的心境〉，這也是一篇長期未有人發現的佚文，最近該文出土了，由張明杰先生翻譯成中文，曉風女士寫了一篇〈從胡風的一篇佚文看中日兩國作家聯合推動中日文學交流工作〉附上了胡風的這篇佚文，發表在二ＯＯ六年八月號的《魯迅研究月刊》上。這篇短文讓我們看到在日本軍國主義支配一切的狂暴年代，仍然有一批中日文學工作者、人民作家在戮力推動兩國的文學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互相理解。因此當時在日本的楊逵得以感受到這股力量，或許受到了鼓舞寫出了〈模範村〉和前載的評論。我們轉載了前述胡風的佚文和令媛曉風女士的文章。橫地先生特為曉風的文章寫了一篇注釋，以補強讀者對該文的理解。

由於橫地先生的大力推薦，並得到作者的首肯，我們刊載了日本學者胡風研究家近藤龍哉先生的大作〈胡風與矢崎彈—以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的雜誌《星座》的嘗試為主〉，該文全面且深刻地論析了當年中日兩國文學、作家交流的實際情況。大大開啟了我們對「七七」的視野，通過對文學和人的認識，解開我們僵化的「七七」觀點。這是編輯部推荐的一篇必讀論文，特別感謝近藤先生的慨然協助。為了進一步理解背景，我們也刊載了胡風當年在報紙看到了《星座》被禁刊、編輯矢崎彈被捕的消息後，在他編的《七月》（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出刊）寫的〈憶矢崎彈—向摧殘文化的野蠻的日本政府抗議〉一文，從中更讓我們血肉地感受到「七七事變」殘暴的事實，它不只把槍向著中國人民，也向著日本人民。

為了紀念「七七」，只看「七七」是不夠的。因為歷史不會停格，它一直向前進展。本專輯的後半部就是想呈現「七七」以來七十年間歷史詭譎的軌跡，從日本戰敗投降後經過短暫的民族民主勢力勝利的歡唱和對法西斯主義的全面反省與批判，不到一年，戰後世界新霸主—美國，獨佔了亞洲人民以血淚贏得的勝利，在美蘇對立激化的歷史過程中，美國在日本東亞的占領代表麥克阿瑟，壓制日本的新民主力量，再度扶植日本保守勢力的復興，保留日本社會中軍國主義殘餘的燼火，到了一九八五年中曾根首相倡導「戰後總結算」並參拜了日本帝國主義總象徵的靖國神社，當時有一位日本評論家形容說：「又好像回到了戰前」。自此日本加速度地進行了歷史大迴旋。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在台日軍日人共一百五十萬人都成了日俘日僑，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開始遣返之前，他們經歷了異常的心靈煎熬，不難想像有各種各樣的「戰後」的精神出發，其中不乏有徹底反省的人，本刊選載了一篇木　秋水的〈反法西斯宣言〉，作為新生日本的聲音。當然付出了五十年國破家亡慘重犧牲的台灣人，在光復後是最有資格說話的，他們如何看待戰敗的日本，對曾經高高在上的壓迫者殖民者他們說了什麼？我們選了幾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王白淵的〈給日本人諸君〉、李純清的〈給日本人民〉，宋斐如的〈日本軍事法西斯論〉，每一篇都是上上之作，精闢入裡，隔了七十年仍然力透紙背，對我們的歷史認識有振聾啟聵之效。

然而，歷史總是經常隨著掌握最大生產力和物質力量的人們的意志走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如此意氣昂揚地寫了〈給日本人諸君〉的王白淵，另一方面也在同年四月看了日本總選舉的結果後寫了〈日本總選舉的結果與今後的政治動向〉，在該文結尾說：

「如此看來，所謂『日本的無血革命』在今日也不得不成空談，只不過是痴人之夢，歷史的進步總是緩慢的，也可以看到人類的理念不是那麼容易變革的，日本的民主化不是馬上可以在敗戰的廢墟重建的，實際上須要長久的忍耐和努力……同時也十分期望麥克那瑟司令部對這問題有恰當的施策。」

但是，麥克阿瑟最終是戰後新世界主人—美國的代表，過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以後，東西美蘇的對立快速朝向冷戰的方向變化，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初美國發出了「冷戰宣言」之前，日本的局勢已開始惡化，我們選刊了那段期間有代表性文章〈論日本的再起〉、〈日本民主的內幕〉、〈麥帥的日本控制〉、〈向麥克阿瑟抗議〉，其中〈向麥克阿瑟抗議〉是台灣人針對當時在日美軍對「澀谷事件」的不公判決，以堂堂正正的態度，義正嚴詞的批判了麥克阿瑟的野蠻作風，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反美言論。

我們也特別轉載了一九八五年西德總統維茨哲卡的一篇有名的演講〈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雖然是對德國人民的演講，但它提出的觀點卻是普世不變的道理。還有面對今日日本急速的右轉，我們摘錄了日本山口大學教授　纈厚先生的〈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並請林書楊先生為這本研究新日本軍國主義的力作寫了一篇簡潔扼要的書序。林書揚先生翻譯日本學者押村高的〈超強者在戰慄〉則是一篇波瀾壯闊的對美帝國主義批判的宏論。感謝「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的李中邦先生，在百忙之中替我們寫了一篇〈戰後的日本愈來愈有戰前的味道〉，全面介紹了日本社會各方面的異常變化，保守勢力從各方面快速支配日本社會的現狀。

由於本期主要集中在歷史問題，因此「文藝創作」顯得不足，幸好有施善繼先生的系列作品〈毒蘋果札記〉，大江健三郎著名的演講〈始於絕望的希望〉，張學鋒先生的〈尾崎秀實與中國〉，使文藝欄有了值得再三閱讀的內容。

本專輯日譯文太多且日本朋友的作品占了很大的篇幅，本地的創作論文太少，文藝創作也薄弱，這是很明顯的不足。

然而，七七抗戰畢竟是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大家應站在共同促進兩國人民交流立場，從中學習知識和互相關懷，攜手共築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長城，就像七十年前魯迅、楊逵、胡風以及許多日本進步的文學家的心願一樣。

最後要感謝梅丁衍教授辛苦替我們選輯的「抗戰木刻選」，使本刊更具有歷史的深度。

二ＯＯ七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