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明窗小札1964 2024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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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李以建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多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
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近五十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之外,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之后,我曾多方设法,并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数据文件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禁令人扼腕感叹。
《明窗小札》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这个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开始,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为止,除了一九六七年曾经中断约五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它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和九日),“(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两天)”(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
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一九六三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三十一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七篇,其余二十四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一个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一九六三年为例,其中一月一日、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二月二十八日的报纸没有,六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这”、“大”、“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过”、“了”、“加”,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
编选出版的《明窗小札》,即收录了金庸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由于篇幅甚多,故按照年份各各结集,具体年份附在书名后面以示区别,如《明窗小札1963》、《明窗小札1964》等。若该年选编文章较多的,则分为上下册。
为了保持历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对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除了某些篇幅遗失,或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所造成的历史遗憾,此次编选尽量减少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结集成书时,主要根据内容作分门别类,附上小标题说明;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与现今流行的译法和使用的汉字存有差异。仅举二例,如美国总统坚尼迪(Kennedy),在大陆通称为肯尼迪,台湾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习惯用坚尼地,后来又多称为肯尼迪,其实均指一人,只是由于两岸三地的音译所使用的汉字不同而产生差异。中国大陆制定了统一的用法,可参照《新英汉词典》所附的“常见英美姓名表”,所有报刊文件均以此为准。而香港则没有划一的翻译用字标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据译者的理解来定。加上须兼顾到广东话的发音,且受台湾的影响,因此“坚”字就转为“甘”,而“乃”字又变成“乃”(按:原文如此)。再如,英国首相麦米伦,现在已基本通用麦克米伦。事实上,保持原有的译名汉字,也有好处,可以兼顾到两岸三地的读者。一般政坛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均可明晓,而文中若遇到读者较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主要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约定俗成的通俗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车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自由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如“杰桥”,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 折辱俄史》,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 “你吹我胀乎?”(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乌龙龙即乌龙,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充满一团愤懑之气”,郑国表面上对晋国畏惧,内里却一连串直斥晋国。耐人寻味的是,金庸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典雅谦恭的文言文和率性粗鄙的白话口语,乃至方言的俚语置放在同一文本内,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更显出辛辣讽刺的张力。究其因由,惟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去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当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普通话的书面语,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寓意。显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编辑方式。
2018.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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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2018.04.30
评分(南大图书馆)这种内容还是作为资料的可能性更多些,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金庸续一秒
评分金庸先生1964年发表于明报的时事评论结集,先生说这些文章的信息都是他从每日电讯稿及其它外文刊物中来,因此需要大量阅读,然后每天写一篇。我记得他说过对世道发展常有独特见解,估计跟他长期接触世界各类信息有很大关系。读1964年这上下两册书时又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年代是办报纸的黄金时期,那时人人争相阅读报纸获取新知,就跟现在这个年代的自媒体一样是属于时代先锋。那时的记者和报人也极具知识分子的情怀,对比现在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我觉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他们也许就视为一份工作而没有什么抱负吧。这些时事文章我现在读来由于已经完全没有现实感,因此确实体会不到什么乐趣,权当作为了解那个年代的世界情况的一个窗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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