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提起谭嗣同，人们总会想起他血洒刑场前的从容

不迫，也会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勇气概。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五位志士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遇害，“就义之日，观者万人”，谭嗣同“慷慨神气不少变。

……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梁启超：《谭嗣同传》。（凡著录本书的引文，不标明页码，在书内皆能查阅，下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一号华相众生，一号东海褰冥氏。他的祖先原居住在福建省清

流县，后迁至湖南长沙。明末，七世祖濬轩公（讳世昌）为避乱，自长沙迁于浏阳，遂为浏阳人。曾祖经义，字镇方，号矩斋，累赠光禄大夫，教授乡里，以义称于时；妣氏李。祖学琴，字步襄，别字贵才，国子监生，以子继洵贵，累赠光禄大夫；妣氏毛，讳开，累赠一品夫人。父继洵，字敬甫，光禄大夫，赐进士出身。

母亲徐五缘，浏阳国子监生韶春之女，年十九适继洵，“归谭君也，食贫者十余年，随于京师者十余年，佐夫治家，条理毕具”

谭嗣同：《先妣徐夫人逸事状》。。早在七岁时，母亲挈伯兄嗣贻返浏阳就婚，谭嗣同送母至

卢沟桥，“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返家后，因受庶母歧视，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整日沉默，忧郁成疾。十一岁时，父亲谭继洵由户部员外郎升任郎中，在通州任职，全家迁入京城。第二年京城发生白喉传染病，母亲和大哥嗣贻、二姐嗣淑都被感染，不治身亡。“是岁亲属殁京师者六人”

陈乃乾：《浏阳谭先生年谱》， 3页，见《谭浏阳全集》（附续编），陈乃乾校订，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17。。谭嗣同染疫死去三日后苏醒，所以父亲给他起了个字叫“复生”。“一旦失庇荫，未尝不或流涕思之”，家庭的不幸，在他幼小心灵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仁学？自叙》这样写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梁启超说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自小在特殊的环境中长大，养成了刚强坚毅的性格。

十三岁时，父亲补授甘肃巩秦阶道，谭嗣同跟随父亲到了西北地区，观赏到“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

谭嗣同：《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二篇》。、“远天连雪暗，落日入沙黄”

谭嗣同：《白草原五律》。的壮观景象。以后几年

内，多次往来于直隶、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江苏等地，观察社会风情，了解民众疾苦，发出“露草逼蛩语，霜花凋雁翎。但忧悬磬室，兵气寓形”

谭嗣同：《武昌夜泊二篇》。的担忧和感叹，激起了

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

在游历名山大川的过程中，谭嗣同对书本知识作实地考察，辨别真伪。《毛诗》说“泾以渭浊”。孔颖达疏

曰：“泾水以有渭水清，故见泾水浊。”朱熹沿袭其说，曰：“泾浊渭清”。他则相反：“泾清渭浊”。谭嗣同多次途径甘肃，亲临泾、渭，“留心觇之”，

探究后明白了两河在不同时期的清浊变化：“当泾涨渭涸，则‘泾浊渭清’；泾涸渭涨，则‘泾清渭浊’。”

十九岁，与李闰结婚，妻子贤惠，谭嗣同曾赞道：“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谭嗣同：《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二

五岁时，谭嗣同在京始与仲兄嗣襄师从毕莼斋读书，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八岁时，与伯兄嗣贻、仲兄嗣襄读书京师宣武城南，拜韩荪农为师。十岁起，从湖南名儒欧阳中鹄读书。欧阳先生推崇王夫之（号斋，一号船山，湖南浏阳人），自号瓣，取瓣香斋之意，谭嗣同开始接触王船山的思想。十三岁那年，与同县唐才常相识，两人共师事欧阳中鹄，结下同生死，共患难的“刎颈交”。十六岁时，拜同乡涂大围为师。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涂大围，有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学习算学及格致之类的自然科学，这些对其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二十岁后，谭嗣同曾多次应试，均落第。二十八岁时，博览清代学者著作，尤其嗜好甘泉、焦循关于易学和数理的著作。次年在京师结识吴季清、吴樵（铁樵）父子，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购买了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自然科学

和广学会翻译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耶稣教神学等书籍阅读，努力学习西方文化。

谭嗣同自述“二十学文”，初学桐城古文，后好魏、晋骈文。“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稍稍自惭，即又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耆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辽焉。”

谭嗣同：《三十自纪》。在三十岁以前，已完成诗文著作十六种二十四卷。

谭嗣同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1894年他三十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战败，“世变日亟”，“天朝上国”竟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奇耻大辱极大地震动并唤醒了国人，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强烈的变法维新思潮。谭嗣同在时局的刺激和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谭嗣同这样写道：“世间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他决心告别过去，抛弃旧学，干一番事业。1896年，听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强学会，慕名往访，见到梁启超、麦孟华等志同道合者，“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

谭嗣同：《治事篇第十？湘粤》。。

三

1898年2月至4月，南学会在长沙开讲，谭嗣同作《论中国情形危急》演讲，“愿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

谭嗣同：《论中国情形危急》。又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报》，按日刊行；与熊希龄等组织延年会；与黄遵宪、唐才常等发起湖南不缠足会；湖南延年会在长沙成立，谭嗣同撰《叙》及《章程》等。在1898年4月23日《湘报》第四十二号上呼吁：“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过于学会者”

谭嗣同：《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八次讲义》。。通过办学会，可以培养和团结一批通晓中、西学的知识分子，组织起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骨干力量，从而“结群力厚”，以开风气而挽世变。

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参预新政事宜。章京品级虽不高，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18日，光绪帝命林旭传出“密诏”，令康有为“即速出外”。晚间，谭嗣同赴法华寺造访袁世凯，劝说袁世凯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谭嗣同“尽以密谋告袁”，“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

19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21日政变发生，重新“训政”，废除新法。

政变发生后，京城及各地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大难随时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梁启超劝谭嗣同出走，谭嗣同说：“昔欲救皇上，既可救，今欲救（康）先生，亦可救，吾已事可办，惟待死期耳！”梁启超劝他一起去日本驻华使馆暂避，再谋出国，以图维新大业的复兴。谭嗣同执意不从，说自己受皇上恩宠，理应酬圣主的恩泽。

谭嗣同“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未至，“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交给梁启超，说：“不有行者，以图将来；不有死者，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22日至24日三天，谭嗣同“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

梁启超：《谭嗣同传》。。日本志士数名劝谭嗣同避难日本，不听，再三苦劝，谭嗣同说：“各国变法，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25日，清廷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交刑部审讯。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

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1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于北京菜市口遇难，史称“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观者万人”，谭嗣同“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四

《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的写作酝酿于1896年，次年春写成，有上下两卷，凡五万言。

1896年，谭嗣同奉父命纳赀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补一年，从居士杨仁山（文会）学佛学，“闭门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1896年10月26日致函唐才常，提及撰述《仁学》事：“若夫近日所自治，则有更精于此者，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1897年2月19日《致汪康年书》说：“斯事体大，未敢率尔，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为之，孤心万端，触绪纷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已得数十篇矣。少迟当寄上。”这样看来，所指写作宜为《仁学》，且至2月中旬，谭嗣同已完成“数十篇”了。

《仁学》写成后，未公开印行，谭嗣同曾“以示一二同志”

《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出版），载有《仁学》广告，谓“著成后，恐骇流俗，故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8页，见《饮冰室合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36。看到原稿的“同志”还有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

1896年8月，谭嗣同与宋恕同去上海，宋恕“惠之以诗”赠谭嗣同，谭嗣同以《酬宋燕生道长见报之作即用原韵》回赠，后附跋语：“丙申秋八月，偶客上海，燕生惠我以诗，人事卒卒，未有以报。及还金陵，乃克奉答，并书扇以俟指正。”《宋平子文钞》有《赠谭复生》：“五十年来数壮夫，南州一郭圣人徒。神交昔堕千行泪，声应今传万字书。”这“万字书”很可能是指《仁学》。

1897年初，梁启超致函严复说：“侪辈之中，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攘穗卿（夏曾佑），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三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矣。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同职之，彼时觉以异于常人，近则深有得于佛学，一日千里，不可量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10页，见《饮冰室合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36。

1897年4月15日，谭嗣同致唐才常函说：“嗣同蒿目时艰……止期直达所见，未暇弥纶群言，不免有所漏耳。”所说也是《仁学》。唐才常受其影响，于同年6月出版的《湘学报》上发表《质点配成万物说》，引用其说。谭嗣同读后，致函唐才常说：

得此则嗣同之《仁学》殆欲作，乃足下于《湘学报》一则曰：“绵《仁学》之公理”；再则曰：“《仁学》之真诠”；三则曰：“《仁学》大兴”；四则曰：“宅于《仁学》”；五则曰：“积《仁学》以融机械之心”；六则曰：“《仁学》大昌”。转令嗣同惭惶，虑《仁学》虚有其表，复何以副足下之重许？然近依《仁学》之理衍之，则读经不难，迎刃而解，且日出新义焉。

可见唐才常看到《仁学》，且受到影响。

章太炎看到《仁学》，是由宋恕“见示”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记载：“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

《宋恕师友手札》中多次提到谭嗣同的《仁学》，如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章太炎《致宋恕书》第四书云：

复笙《仁学》，今见于《清议报》，其说以以脱为灵魂，不生不灭，故生死；原质托始，故尔我。其义可以振怯死之气，而泯小智之私，诚骜杰矣。惜天末相思，汨罗不出，不能与辩于梦寐之中，使果有此，则仆将自裂相说。今未见复笙，则参以实验，而知灵魂之未尝有也。

汤志钧：《读〈宋恕师友手札〉》，见《汤志钧史学论文集》，221~22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复笙”，即谭嗣同。

《仁学》的问世在谭嗣同遇难以后。最先刊登《仁学》的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清议报》，自1899年1月2日起至1901年12月21日止连载，共刊载十三次，历时近三年。略后是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自第五号（1899年1月1日）起连载，至第十九号（1900年2月28日）刊完，共刊载十四次，历时一年多。此后还有单行本出现。20世纪60年代初，汤志钧先生曾对《仁学》出版始末及各版本加以考核，认为最早刊登《仁学》的是《清议报》和《亚东时报》，但两者不是同源，《清议报》本源自梁启超所藏“副本”，而《亚东时报》本则源自唐才常的藏本。国民报社以后各本都沿用梁启超所藏“副本”。

参见汤志钧：《〈仁学〉版本探源》，载《学术月刊》，1963（5）。经追本溯源，以《亚东时报》版《仁学》为依据，与不同版本互勘校注，使《仁学》更接近原来面目。本卷采用的就是校注后的《仁学》。

《仁学》的理论来源，用谭嗣同自己的话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谭嗣同：《仁学？界说》。梁启超认为：“《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画。此计画吾不敢谓终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似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67页，见《饮冰室合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36。可见写作《仁学》的理论基础是以儒学为主，吸取佛学理念及自然科学知识，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

五

《谭嗣同卷》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是《仁学》，中卷是谭嗣同自定的“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下卷是1894年后的诗文及报章文辑、书简、附录等。

谭嗣同是浏阳人，他说：“县产菊花石，尝铭以为砚，因名庐曰‘石菊影’。又以陶诗‘远我遗世情’之言，名堂曰‘远遗’。”

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之四十一。谭嗣同生前编定旧学四种稿本：《寥天一阁文》卷一、卷二（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一种）；《莽苍苍斋诗》卷一、卷二和补遗（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二种）；《远遗堂集外文》初编、续编（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三种）；《石菊影庐笔识》上、下卷（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四种）。1897年4月于南京，在刘淞芙的协助下以石刻版刊印。本卷按原顺序编入。

谭嗣同自幼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文章、论说极有成就，诗篇也很出色，留下诗作达二百余首。

谭嗣同自定三十岁前后的诗文名称，即大致可以1894年为界，分作两个阶段：1894年前的诗篇大都收入《莽苍苍斋诗》卷一、卷二、补遗及《远遗堂集外文》初编、续编中；1894年后的诗篇大都收入《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卷二中。

谭嗣同去世后，梁启超搜集并刊载谭氏诗作，其中《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刊载于《饮冰室合集？文集》“诗话”之首，并评价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是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该诗“其言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得学道有得语，亦浏阳之所以为浏阳，新学之所以为新学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1页，见《饮冰室合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36。

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诗作赞赏有加。如《晨登衡岳祝融峰》一诗是“浏阳人格，于此可见”，诗中有“身高殊不觉，四顾乃峰”句，是“何等自负语”，诗作于1896年“未出任天下事”之前，“先时之人物，其气魄固当尔尔”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42页，见《饮冰室合集》卷5。。如《丙申之春缘事以知府引见候补浙江寄别瓣师兼简同志诸子诗》，“此八章即其所谓三十年以后新学之初唱矣，沉雄俊远，诚在《莽苍苍斋》之上”。所遗憾的是“篇中语语有寄托，而其词瑰玮连犿，断非寻常所能索解，唐绂丞尝语余云：‘此诗惟我能解之。’余时匆匆未暇叩绂丞也，而今绂丞亦云亡，诵元遗山独恨人作郑笺之句，又怆然涕下矣”

同上书，40页。。

《石菊影庐笔识》上卷《学篇》，共七十七则

《谭浏阳全集》刊载《石菊影庐笔识》时只分段，数列，《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三联书店，1954）分为七十六则；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分为七十七则。，系谭氏多年累积的读书札记，凡经、史、子、集、理、化、天文、地理等，所不包。如六十三则的“透光镜”，当时人们不明其理，问与英人傅兰雅，并在《格致汇编》中解答原理。其实宋时已有人作过解释了。谭嗣同感叹时人之孤陋寡闻：“足证西人致思之精，益叹吾华人之学。并古人所已明者而失之，而琐琐问之西人，又奚但此一镜尔乎？”

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之六十三。

《石菊影庐笔识》下卷《思篇》，共五十四则，包括杂记、诗文、掌故和交友情况。

谭嗣同传世的著述、信札不多。谭氏被捕前，因恐株连家属、师友， “曾把身边一切文件信札付之一炬”。遇害后：“一时新人物全数销声匿迹，算学馆形停顿，匿名揭贴满街都是，我祖父（欧阳中鹄）的名字，被劣绅们从圣庙的首事名册上撕下，说是‘毁圣叛君，不许与祭’。外边的谣言很大，说是要围搜我们的家，于是举凡与谭氏有往来的人家都相戒惧，就把谭先生的墨迹一齐毁了。”“所以他的尺牍，和当时一班青年志士与他论学论政的信流传甚少。”

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序》，5页，上海，文化供应社，1948。陆续发表的谭氏遗墨都是难得的灾后“烬余”，十分珍贵。

本卷上卷《仁学》采用汤志钧、汤仁泽校注后的《仁学》。中卷和下卷大多采用陈乃乾校订的《谭浏阳全集》（附续编）或张乃济编纂的《戊戌六君子遗集》刊载的诗文，两集均出版于1917年；另有篇目选自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本集很多诗文、报章文辑出自当时报刊，如从《时务报》、《湘报》、《湘学报》、《清议报》、《知新报》、《亚东时报》等辑录下来的。这些早期报刊散藏在全国各主要图书馆，查阅不易，极为珍贵。

本卷还将欧阳予倩编纂的《谭嗣同书简》收入卷内，皆是劫后存世不多的信札，正如编者所言：

凡研究一个人物，单看人家所写的传记是不够的。从其人和朋友，尤其是和亲密的朋友的通信当中，最容易看出他的个性、人格、行为和风度。谭先生这些信，很能看得出他当时情绪的高涨和斗争的激烈。其中论述时事，慷慨激昂，尤其对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愤慨，眦裂血沸之情，跃然纸上。

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序》，5~6页。

另有录自《湖南历史资料》刊载的《上谭继昇夫妇》、《致刘淞芙书其二》、《致张蓟云书》和《致李闰书》等信函，并附上原编者按语，以明材料的来源、书写年代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