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胡适（1891—1962）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教务长，哲学、文学等系教授会主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抗战时期一度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先后参与创办或参与编辑、撰稿《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以及《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刊物。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社会活动领域，都曾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胡适又是现代中国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他生前已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死后“功罪盖棺犹未定”。在中国大陆更有持续数年对胡适的大批判，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他的名字只有在被批判、被诅咒的时候才会被提起。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几乎人知道了。我从1975年起，系统研究胡适的著作及其档案资料，乃发现一个与大批判所塑造的完全不同的胡适。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少数几个学者摆脱成见，从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做起，逐步揭示出胡适的本来面目。如今单是在大陆，关于胡适的传记性著作就有数十种，专题研究论著亦复不少。海外研究胡适的著作，凡比较有价值的，都已翻译成中文出版。胡适本人的著作也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甚至《胡适全集》也出版了。

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急速变化的转型期。转型期的最大特点是旧的观念、旧的规范和旧的制度日渐衰朽，失去了人们的信仰；而新的观念、新的规范、新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人们不免彷徨、困惑。先进分子逐渐意识到，国家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政治上的改革与革命运动，经济上种种开新的尝试，都渐渐兴起。与此同时，思想文化上的革新运动吸引了有识者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在一部分先觉者看来，要革新社会、革新国家，先要革新人的思想。因此，人的解放，具有更基本的意义。

变革人的观念，改变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势必牵动整个民族文化的变动。所以这同时也就是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过程。

为了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观念、新学理，也需要总结既往的文化遗产。当新文化运动起来的时候，晚清以来的先觉者已经在上述两方面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如严复、梁启超等的西学介绍，如章太炎等的国故整理，都已有了不错的成绩。所以，新文化运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做西学介绍和批判旧传统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问题。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领袖之一的胡适，也才有可能较全面、较系统地提出一种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主张，这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标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胡适，可以说，他一生的活动都在贯彻他的上述主张。但我们必须懂得，文化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是大致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努力才能完成。“五四”一代的大师们，只是在若干主要领域做了开辟前路的工作。有些方面，道路被打通了；有些方面只是做了初步的清理工作；有些方面他们做了尝试，但至今仍共识；有的可能还要争论很长时期。但不管怎么说，“五四”一代大师们为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遗产。

胡适思想形成、发展的主要历程

胡适从徽州一个中等家庭的普通孩子，成长为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其一生除了尚未形成自觉的使命感的少年期，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准备期

胡适于1904年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还曾主编《竞业旬报》。这个时期似亦可划入准备期。但仔细分析上海时期的胡适，尽管比一般少年早熟，文字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却远没有开创自己人生道路、做一番大事业的自觉意识。所谓准备，一定是有目标，有相当的自觉性的努力过程。所以，上海读书时期还不能算是胡适人生的准备期，而应从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赴美留学算起。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要做“国人之导师”，要在思想学问上准备条件，求得一种可以自立立人，可以济世医国的健全的思想方法。他看到当时中国所处的际遇环境，中国人面临最根本的课题，是尽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协调、相结合，使中国古老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获得新生命。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有一个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更新过程。他认定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个文化更新过程中充当一个开路的工人。在留学的最后两年，胡适竟找到了中国文化更新的切入点——以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的文学革命。这是他实验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实验园地，也是他为中国文化更新所做的奠基工程。

第二个阶段，开创期

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是1917年1月在国内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尽管这个尚未归国的留学生的文章，其口气相当谦逊、温和，但文学革命的中心议题——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已明白宣示出来。后来全国纷纷扬扬的讨论也正是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的。

胡适回国后，即与《新青年》的创办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成为亲密同事。以他们两人为核心，以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为基地，很快形成了包括许多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在内的一个以开创新文化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群。《新青年》即是他们发表言论的中心阵地。回国后的胡适为文学革命提出了新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继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了创作新文学、创作新诗的具有范式性意义的主张。因为顺应时代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文学革命迅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功。随之，一大批用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纷纷出世，连古文家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学园地——诗歌，也逐渐为白话诗让出了地盘。

一般人只知道，在文学革命中，胡适提倡白话文。其实，胡适的主张远不限于此。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纲领，把白话文学与国语统一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说“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只要读过书，大都能没有困难地提笔作文，开口讲演，这是文学革命之赐。那么，今天，不论天涯海角，城市乡村，凡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都能没有困难地互相交谈，彼此沟通，这同样是文学革命之赐，同样是胡适大力倡导之功。我早就说过，白话国语的通行，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觉醒所发挥的作用，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著名的革命党领袖廖仲恺曾略带夸张地对胡适说：“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廖仲恺致胡适信》[1919年7月19日]，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401页）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是人的解放。这是走出中世纪、建立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议题。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的最大贡献亦在于此。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他最为坚持一贯而又用力最多的是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他在解释新文化运动宗旨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的发现”。在中国，自从孟子大骂杨朱、墨翟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及正统士大夫皆提倡敬天法祖，尊崇圣教，一概抹杀个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其尊重个人的精神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格格不入。于是守旧的士大夫也学孟子的口吻，斥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但既为洪水，也就只可疏导不可阻挡。胡适及时地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并第一个明确地解说了个性主义的真正意义。他指出，真的个人主义即是个性主义。个性主义的真谛，“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卷四第174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胡适认为，若否定个性，否定个人，社会就没有生机。但如果个人不能对自己的言论行为完全地负责任，那社会就将陷入混乱。胡适强调：“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6页），“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5页）。他把个人的解放，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确立紧密联系起来。在同时代人中，很少有人这样清楚地提出和界定个人主义，也很少有人这样明确地把个人的解放与建设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目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提倡个性主义，努力解放个人，是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化更新所作的最大贡献。

由于提倡个性主义，解放个人，于是自然地强化了清末以来女子解放的运动；正是由于个性解放，使一大批青年男女冲破家庭四壁的限制，冲决旧伦理教条的网罗，走向社会，成为独立的个人，参与种种新事业，直至投身革命；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度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毕竟是个学者，除了启蒙思想家的角色，他还有意地“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大胆采用新方法，用新眼光重新审视旧典籍，创造中国学术的新典范。这一点，他通过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发表《〈红楼梦〉考证》等一系列重头文章而实现了。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早已是学界熟知的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家们，例如冯友兰，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同于胡适，可是他们都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至于胡适的古小说考证文字，不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而且示范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范式。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启迪了一代青年学子。著名的古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是受了《〈水浒传〉考证》的启发而开始其疑古辨伪的工作的。后来到抗战时期，陈寅恪曾对人说，胡适之的小说考证文字，至今人可比。其典范性不容置疑。

胡适在其一生事业的开创期主要做了三件事：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学术创新。这三件事对于现代中国都有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三个阶段，稳定期

1926年7月，胡适为中英庚款的事远赴欧洲，后又到美国，1927年5月才回国。这时，国内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适这个自由主义者既不为北方旧势力所容，也不为标榜“革命”的南方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他在上海过了一段较为清闲的日子，出版了《白话文学史》，写出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整理禅宗史料，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这是他自认为学术上很有收获的时期，然而在政治方面却经历了一段波折。

胡适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原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回国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甚少民主和革新的气象，却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种种专制的手段，胡适感到法忍受。于是他在《新月》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主要有《人权与约法》，《新月》2卷2号；《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月》2卷4号；《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6~7号合刊等），激烈抨击国民党，批判他们反对新文化的反动倾向。这大大激怒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引起他们的围攻和打压，持续了一年多才渐渐平息下来。最后胡适表示，他批评国民党本来并恶意，“只是希望他们自身改善”。这可算是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段磨合期。

1930年11月，胡适举家迁回北平，重新回到他一直眷恋的北京大学。从1932年起，他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成为校长蒋梦麟的得力帮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同情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从此，他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臣”和“诤友”。通过他自己主持创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时评和讨论政治的文章。这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些胡适的学生，有的，如罗家伦等已在国民党政权中占一席地位；有的，如傅斯年、顾颉刚等都已成为有影响的学者。胡适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俨然成了朝野敬重的首席学者，知识界不争的领袖。胡适作为中基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全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和秘书，也大大加强了他在学术文化界的影响力。因为此会掌管着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补助中美学术文化交流，派遣留学生，交换学者，还可以补助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等。胡适在会中能得到中美双方董事的信任和尊重，最能协调会中各种不同意见，所以圈内人皆知，胡适是中基会的灵魂。

胡适这时领导着两项规划甚为宏大的学术工作：一是从20年代前期即已开始的“整理国故”；一是主持中基会属下的编译委员会，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西书。整理国故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重新发现其价值。在胡适看来，这是建设新文化必要的基础工程。至于翻译西书，其意义甚为明显。这两项工作，因国家的不安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胡适返北大后，尽管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但胡适本人的生活毕竟相对安定，所以在学术上仍取得不少成就。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的《说儒》。这篇五万字的长文，系统论述了儒的起源、儒者的社会角色和孔子对儒学的大贡献。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者有不同意见，但谁都法否认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胡适继续写了多篇关涉古小说考证的文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醒世姻缘传〉考证》，这是胡适颇引为得意之作。

此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是不能不提到的。1929年，胡适为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1929）写了《文化的冲突》（胡适又自译作《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心意思是批评折衷主义地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指出那不过是变相的保守主义，主张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当时和今天差不多，留心阅读英文杂志的人甚少，所以此文未引起大的反响。到了1935年1月，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很典型的折衷主义的主张。当即有陈序经著文加以批评，明确主张“全盘西化”。这时胡适尚在南方。回北平后，他先在他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者后记》中声明：“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到了3月底，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批评十教授的主张“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同时正面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除了指出文化自身皆有惰性，因而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化不可能毁灭一种文化的根本基础之外，又提出，所谓文化本位，实际就是那数数的人民，这个本位是不会被毁灭的。这是极其重要的见解。他还指出：在文化的大变动中，不可能有一种可靠的用以指导整个文化各方面选择去取的标准，只有让我们的老文化与世界的新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样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两个多月后，他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郑重声明，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他愿意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但“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仍是不圆满的，照样可有不同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说明，把胡适说成“全盘西化论”者显然是不恰当的。总起来看，胡适关于文化的选择不应主观设定标准，应在文化接触引起的变动中，求得建设新文化的结果；关于文化本位存在于数数的人民之中，坚信这个文化本位是不会毁灭的等等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既表明他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也表明他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自信心。

从1932年5月起，胡适在他一群朋友们的鼓动下创刊《独立评论》，谈论政治的兴趣再度浓厚起来。对于全民族首要的对日外交问题，胡适长时间持比较低调的立场，反对对日开战，主张谈判缓解局势，以待国际形势的根本好转。他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评。

胡适对于教育和思想界的倾向也时常发表评论，还一度集中地讨论民主与独裁的问题。这一讨论比过去历次思想界有关此一问题的讨论都更为集中、更为深入，意见也更为明确。胡适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在这场讨论中，他发表相关文章有17篇之多。他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民主政治的路，中国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很有创见地提出了民主政治其实是“幼稚园的政治”。许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不懂民主政治。胡适所以提出此一见解，是有鉴于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人程度低，经济、教育落后，难以实行民主，只能实行专制。胡适说，民主政治其实正适合于程度低的人民练习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幼稚园的政治”。胡适这话固然有毛病，但绝非毫道理。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主观设定一个标准，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行民主，不到那个程度就决不可行民主，而只能行专制。民主既然有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到繁、从粗到精的发展过程，那么，只要大多数人已觉悟到民主制度是可取的，就不妨开始向民主的路上走。起点不妨很低，制度不妨简单，但只要是朝向民主发展，那就不同于专制政治，就是在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也就是在实行民主政治。应该说，胡适的见解对于中国人具有特别的启蒙意义。因为如果不这样看问题的话，民主政治就高不可攀，就被推向遥远不可知的将来，中国人就只有永远甘受专制的份了。

第四个阶段，动荡期

胡适的《独立评论》因七七事变的爆发而终止。他随即应召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思考和踌躇，他终于从不主战的“低调俱乐部”中走出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为中国的抗战寻求援助。从此，胡适的生活进入动荡的时期。

胡适在美国主要从事演讲活动，宣传中国抗战决心，争取美国朝野的理解与支持。1938年7月又去欧洲，先后到法国、英国、瑞士等国。是年9月奉命担任驻美大使，10月初，匆匆赶到美国赴任。担任大使期间，自然免不了到处奔走，除来往于国务院、白宫、国会之外，还几乎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发表演说，会见政商各界领袖。虽显著建树，但对促进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了解，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9月，他卸任闲居纽约，不久就搞起考据来。最初一篇考证文章是《〈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举例》。随后因对所谓“戴震窃袭赵一清《水经注》案”发生怀疑，从此用力考证此案几20年不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7月回国，月底到北大就任。胡适素为学界、教育界所推重，又是北大旧人，此番担任校长，照理，本应有所作为。但政局不安，胡适又不肯忘情于政治，随着国共两党再度分裂，胡适站到蒋介石一边，卷进政治漩涡。虽然他谢绝了蒋介石两度敦促他从政的建议，但已稍稍失去超然地位。加之学界风潮迭起，物价飞涨，经费不足，胡适亦徒唤奈何。他提出两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是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是在北大建核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计划，皆告落空。

1948年12月，胡适乘蒋介石派出的专机，仓皇离开已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飞往南京。这时，他知道大势已去，可挽回，乃于第二年春，再度去美国。原本是奉蒋之托，赴美再作民间外交，为蒋争取援助；但他到美国的第三天，南京即告解放。从此，胡适在美只能做寓公了。

第五个阶段，晚年

胡适于1949年4月到美国纽约，在他原住过的第81街104号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从此一直住到1958年他回台北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在此期间，除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短期讲演，或出席一些聚会，大部分时间都过一种闲居的生活。但胡适的内心世界是绝不清闲的。他为国民党的失败、世局的发展、中国的命运，感到十分的苦恼。他埋怨美国不肯对蒋介石全力支持到底，他恨国民党的不争气，他更憎恨共产党的得势。然而，除了在他参与创办的在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在美国的某些集会上发表演讲以外，他丝毫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只有把时间和心力都用在考证《水经注》上。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下来时，颇有不快，这也是他钻进故纸堆，沉迷于《水经注》考证的一个原因。1946年回国后，在战乱中仍以此为主业。他曾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自嘲道：“在此天地翻覆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1089页）。胡适是搜集、校阅《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他主要是想证明，自清末以来，一部分学者指称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稿一事是一件冤案。他认定戴震没有见过赵一清的稿本。戴震与赵一清、全祖望三人差不多同时，分别独立地对《水经注》的校勘作出了大贡献。这如同自然科学和技术史上，差不多同时由几个人做出大体相同的发现和发明是一样的道理。但胡适的结论，至今仍有些学者不赞成。

除了考证《水经注》外，禅宗史也是胡适晚年继续关注的学术课题。从1943年到逝世为止，胡适有关《水经注》、禅宗史及一般思想史的手稿有数百万字之多，如今都收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编的《胡适手稿》（十函30册）和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中。

1957年11月，经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推选，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4月，胡适离开美国回台湾就任。

胡适对台湾的局面一直不很满意。一是对国民党的领导集团反民主的倾向不满，一是对台湾文化上的守旧倾向不满。前者可从《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屡次冲突、屡次遭打压反映出来，尤其是通过胡适多次委婉批评蒋氏父子而遭到思想围剿反映出来，最后通过雷震案的爆发达于极点，而最终是以胡适的容忍为了局。后者主要是指胡适多次批评台湾当局迄未充分采用白话文。他曾公开说共产党在这方面要比国民党做得好。而白话文不能通行还只是一个现象，实质上反映的是文化思想诸多方面的不合时代潮流。1961年11月16日，胡适所作《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公开演讲，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这可能是他多年压抑的情绪的一次爆发，曾引起朝野旧势力的强烈反弹。此后三个多月，胡适就去世了。

胡适身受两种文化熏陶，有极好的学术训练，经过中年稳定期的学术经验积累，本可有一个再创造的时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生活在大动荡的中国，又身为知识界的领袖，不可能完全专心于学问而不问政治。结果是被政治激流冲到边远寂寞的角落，而学术上亦再创造性的成绩。

思想启蒙与建设新文化的主要贡献

前面，在叙述胡适思想发展的开创期，已经论述到他首倡并领导文学革命，不但实现了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成为新时代的文学正宗，而且造成白话国语地位的确立，从而为中国提供了普及和发展新教育的利器，为社会传媒提供了便于传播的利器，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利器。不识字的也能开口讲话，不因鄙俚而遭排斥；略识字的人则能提笔作文。这一切，大有利于造成更广大的公共社会空间，为推动社会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前面还论述到，胡适提倡个性解放最力。他对个性主义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为此种新观念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舆论引导，使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摆脱宗法束缚，走上社会改造之路，为传统中国的新生，激活了数生机。尤其是，他把个性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还论述到，作为学者，胡适“为中国学术谋解放”，创建了新的学术典范，提出新的治学方法。胡适曾自觉到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简短概括，在实际流行中很容易发生流弊，他强调，方法实际就是从治学实践中养成的自我戒慎的良好习惯。所以，晚年胡适经常以“勤、谨、和、缓”四字来解释治学的方法。

以上几点，在前面都已有较详的论述。这里着重提出前面未曾详论的几点。

（一）科学的人生观

陈独秀曾用民主与科学来概括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其实关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还是其他人，在新文化运动当时都很少有论述。他们论述最多的是我们前面讲的个性主义。他们的贡献是在于，指出个人的解放是民主政治得以落实的真正思想基础。至于科学，他们所专注的，也不是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科学器具或科学理论，而是着力提倡一种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才会努力寻求科学知识，才会尝试营造各种科学器具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才会有兴趣去钻研科学理论。但还远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社会生产、生活、待人、处事等等，都需要用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才有望得到较好的解决。

我在《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一篇讲演（收入拙著《重新发现胡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中指出，胡适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核心是要养成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在消极的方面是“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在积极的方面是“要拿出证据来，要跟着证据走，不论它带我们到什么危险可怕的地方去”。在胡适看来，能自觉地坚持用这样科学的思想方法来对待世界与人生中的一切问题，就是科学的人生观。他在解释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的时候说：“怎样才是科学的人生观呢？我们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思：一是充分采纳科学对于宇宙万物的解释，使这些科学研究的结果成为我们人生观的一部分；一是随时随地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应付一切人生问题。”（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500~501页）

中国的旧传统，有权势的人，往往专己恃强，独裁武断；而权勇的小民，则多数倾向于盲从和迷信。胡适一生坚持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反对武断迷信，反对盲从，反对僵化的教条，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二）开放的文化心态

在谈到文化立场的问题时，胡适长期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全盘西化论”者。这种看法虽不正确，但确有来由。前面已经指出，1929年，胡适在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其中谈到学习西方文化时，他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词，潘光旦先生作书评，认为此字可解为“全盘西化”。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问题争论开始时，胡适在《独立评论》编后记里表态说，他是赞成陈序经教授的“全盘西化”的主张的。但论是潘光旦还是陈序经，都不认为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我在近年写的多篇文章里也多次澄清胡适决非“全盘西化论”者。

胡适的文化立场，最基本的是主张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言中，他就提出“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的问题。在批评梁漱溟等崇奉东方文化一派学人的时候，他强调，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要有所反省，对世界文化要采取开放态度，承认人类文化有基本的同一性，因此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反帝思潮极为高涨的时期，胡适担心国人因民族主义感情的作用，不能冷静地看待西方文化的长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不能虚心迎受那发展到较高程度的近代西方文化，作为改造、提高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参考和借鉴。因此他特别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在当时主要地表现为发展程度的不同。西方较早地走出了中世纪，摆脱了宗教教条和各种迷信的束缚，大体上沿着科学和民主的路向前走。而我们中国，还没有真正走出中世纪，还受各种宗法、教条的束缚，还是迷信到处盛行的状态。因此，应当极力提倡对自己的传统要取反省的态度，对西方文化则要采取虚心学习借鉴的态度。其用心不可谓不苦。但在那个反帝运动高潮不断的年月里，他的话，他的用心，很难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尤难被青年人所理解。他一度背上“崇洋媚外”的罪名和“全盘西化”的谬评。平心而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好呢？还是采取闭门自赏的态度好呢？在事隔七八十年以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开放的态度。

当1935年，由十教授的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所引发的关于“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问题的论争开始时，胡适虽然先表态拥护“全盘西化”的主张，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提法的不确切和易遭误解。因此，他改而提出“充分世界化”的命题。在这前后，他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开放主义的文化立场。主要的是下述几点：

（一）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保守性。它已渗透到民族生活中去，所以要谈“文化的本位”，其实“就是那数数的人民”。这个本位是论如何都毁灭不了的。也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即使经历再大的变迁，终不会丢掉它的全部传统的。因此，没有必要为民族传统和文化本位的丧失而操心。

（二）在文化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事先制定出一个可靠的客观标准，指导文化可以变哪些，不可以变哪些，可以变到什么程度，等等。因此，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不足以胜任这个文化导师的责任，只能由人民，由上述“那数数的人民”，根据他们生活的需要去选择去取。

（三）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积累丰富。因此其保守的惰性也格外的大。故尤必要担心自家本位的丧失。应当特别提倡开放的文化心态，“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可见，胡适的开放的文化心态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他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有充分的信心，故他能做到，在国内着重于严厉批评旧传统，要人们反省、自责；到了国外，他则尽力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表现了一位文化巨人才有的担当精神与魄力。

理性的民族主义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曾一度醉心于不争主义，以至于当他的女友韦莲司想要赴欧洲参加盟国军队战地救护工作时，他极力加以劝阻。他明确地反对战争和各种暴力。但同时，他坚决反对任何种族歧视，尤其反对民族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强调，在国内是非法的事情，在国外也一样是非法的；不应加诸白人身上的事，也不应加诸黑人、犹太人和中国人的身上。

回国以后，经历许多国内国际的重大事件之后，他的不争主义已不像学生时代那样绝对化，而是更加理性。他一方面不赞成任何简单排外或民族复仇主义，一方面坚决反对侵略主义和任何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在五卅运动前后，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日帝国主义赔偿、道歉，并开始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他表示不赞成过于情绪化的举动。这是他理性的民族主义态度一次清楚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一些人主张中国暂对日作战的能力，要一面交涉，一面争取国际同情，同时加强内部的建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战。胡适就持后一种主张。为此，他曾蒙上投降主义，甚至卖国主义的恶名。诚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确有一些软骨头沦为汉奸，帮助日本人杀中国人；但那是极少数。胡适的对日态度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态度。他认为，在平时毫对付外来侵略的实际准备，一旦大敌来侵，即号召同胞以血肉之躯去与有充分准备和使用现代武器的强敌去拼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他也不能容忍毫作为、一味退让的做法。他曾批评国民党政府不做严重的抗争，就答应从河北撤出各级党部。而对在长城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军人们，他则表示由衷的敬意。他更是明确地坚决反对华北一部分军人、政客，应日本人之要求，使华北特殊化的图谋。为此，日本人曾误以为，华北的反日学生运动都是胡适、蒋梦麟等人主使的。

可见，胡适不主张立即对日作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与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毫不相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一个短时间里，胡适仍存幻想，以为可以通过交涉避免全面战争。当事实告诉他，避战已绝可能时，他终于放弃了争取和平的幻想，改而拥护抗战，并劝告他的几位“低调”朋友转变态度。从此，他开始为抗战的外交奔走，并担任战时驻美大使四年。他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发表成百次演说，向西方各国介绍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和中国人定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所代表的是一种反和平、反人类的势力，中国抗击侵略的战争是保卫和平、保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斗争。他还强调，反侵略各国应当努力准备建立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机制。从此可见，他的拥护抗战，不仅仅是从民族自卫的立场出发，而是有更深远的理性思考。

从胡适的思想言行中可以看出，在民族的问题上，他是个高度理性主义者。他反对民族歧视，反对强权主义，特别是反对强者方面采取双重标准的立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在弱者方面，他不赞成各种冒险的复仇主义，而主张自我改革，积蓄力量，做有计划有准备的抗争。这一点，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他谋求建立有效的维护和平的国际机制，也是一种足资参考的合理构想。

民族问题是最容易牵动感情的问题，所以当民族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义愤多于理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理性的立场往往不易被理解，故极需要有勇气、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要解决那最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只有诉诸理性。若诉诸感情，则只会加深和激化矛盾，问题终难解决。在今天的世局里，我们重温胡适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应是很有教益的。

自由民主的新社会要靠自觉的和平改革来实现

胡适留学归国时，原打算20年不谈政治。但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政治问题逼人而来，他也不得不渐渐地谈起政治。他的基本主张是“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他在历次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中，都一直坚持这一主张。这或许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是不问历史条件，绝对反对任何革命的。其实不然，在理论上，他承认革命和演进都是实现历史进化的一种形式，他也承认武装暴动是革命方法的一种。在实践上，他对辛亥革命，对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都曾表示同情。他所反对的革命，用他的说法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决不是用暴力革命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批评他的人讥讽地简括为“五鬼闹中华”）。要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这个目的，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

胡适所容忍的可以表同情的革命，是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加上人工的促进，是自觉的革命，是和改革与建设密不可分的革命。他所反对的革命，则是不自觉的盲目的革命。他认为下层群众挺身走险的革命是不自觉的革命；那种盲目追随某种主义而起的革命，也是不自觉的革命。他认为这种革命者，不了解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其真实内容，又不了解自己身处其中的国家社会真实问题所在，只因钦慕某主义“理想的结果”起而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导致脚踏实地的改革与建设。

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认为他所见到的中国的革命皆是简单的以暴易暴，或是为钦慕好听的主义而起的革命。这些说法，是多数人都法接受的。因为中国当时所处的时势，实在是“逼人上梁山”，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为此，胡适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这里有两点是必须强调指出的。

（一）胡适认为，在广义上，凡在历史自然演进的过程中，加上人工的助力，都是革命。革命可有不同的形式，暴力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不是只有暴力革命才是革命。自觉的改革，也是革命。这一点，是许多人长时期不肯承认和不愿意承认的。甚至相反，往往把和平改革视为反动，如过去对清末的改革运动，对民国时期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即作如是观。只是在最近二十几年里，经过一部分学者的努力，才对这种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理论根据的偏见有所纠正。

（二）胡适认为，自觉的改革是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发展，更具体地说，是建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必不可免的历史过程。他批评一部分人迷信所谓“根本解决”，以为一旦革命（当然是指暴力革命）成功，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坚信，新制度、新社会的确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经过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和建设工作，一步一步地取得成功，渐次达到更高的水准。任何一次哪怕是“最彻底的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在革命战争的年代，许多人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再拒绝承认这一点了。

人类的思想总是因应生存环境的挑战而产生的。但有些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往往超出一个短暂时代的范围。他们触及了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揭示了某些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昭示了某种较长期的发展趋向。因此，他们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某些内容、某些命题，在他们死后很长时间还会屡次被重新提起，被重新解释。

胡适生于19世纪末，其一生活动都在20世纪，这是近代中国诸种矛盾冲突最集中最激烈的时期，充满动乱战争和革命。人们苦苦追寻救国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现代国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经历许多次革命、抗争，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遭受过许多苦难，却长期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只是到了世纪之交的最近30年，人们才看到了目标实现的希望。在这个时候，回首检视过去一百年的奋斗历程，检视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人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而胡适，因为曾遭遇到全面的大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因此他的思想主张仿佛是第一次被发现的一样，吸引了数爱思考的人们的注意。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及其以后，全盘否定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在和平改革的年代全盘否定过去的革命战争也是不妥当的。任何伟大的历史活动，都是许许多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聚合在一起所促成的。后来人的责任是总结这些历史活动，从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就胡适这个历史人物而言，重要的是他为中国民族的命运曾经认真地诚实地思考过。例如，他对于如何摆脱专制主义、宗法观念的束缚，解放人的创造力，应如何以开放的文化心态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他提出只有不断的自觉的改革才能把国家引向现代化之路的主张；他坚信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帮助我们确立较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主张；等等，在今天都值得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认真思考。

孔子说，君子当“不迁怒，不二过”。“不迁怒” 者，不怨天尤人也；“不二过”者，不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之谓也。我们学习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与智慧，意义即在于此。

胡适的思想非常丰富，广泛涉及各个方面。本书限于篇幅，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胡适著述，突出彰显其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有些方面，例如胡适关于理性民族主义的论述就没有特别作为一组来呈现。这是需要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