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001
一 缘起与综述／001
二 “华化”问题刍议／035
三 观点及思路／060
四 方法和创新／061
第一章 粟特人华化胡名考释／063
第一节 康姓族源与郡望／065
第二节 粟特安姓族源考探／072
第三节 固原史氏的华化胡名／079
第四节 安禄山的华化祆名／081
第二章 “阿揽”与“浮”——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085
第一节 缘起与背景／085
第二节 阿揽（榄）／090
第三节 “浮”／104
第三章 粟特安姓的宗教信仰／111
第一节 “犬鹿相狎”非祆辨——再论安金藏家族的文化信仰／111
第二节 安静的道教胡名／124
第三节 李抱真之信道／127
第四章 中古粟特人的华化礼俗／132
第一节 安国乐与舞胡拜官／132
第二节 安妻独孤氏不祔葬／138
第三节 安士和家族婚丧考略／139
第五章 胡蕃共生与汉俗的碰撞／143
第一节 蕃胡共生的杂种胡／143
第二节 安禄山的杂种胡特征／148
第三节 安禄山、史思明之华化／154
第四节 突厥系粟特人的叛唐与归唐／161
第六章 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175
第一节 粟特“柘羯”与突厥“拓设”／176
第二节 “柘折”音义与中亚柘羯募兵制／181
第三节 安禄山的柘羯联军与积宝募兵／188
第四节 粟特人的商武二级观／197
余 论 国际接轨与华化回归／203
主要参考文献／213
序言
序 言
王睿博士的书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即将付梓，再三请我作序，难以推却，只好搁置手中杂务，再细细研读这部在王睿君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反复打磨的书稿，深感他在粟特问题研究上短时间内的不少进益，十分欣慰。
粟特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国际显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名家硕学的关注：如俄国巴托尔德（B.В.БартоЪд）、里夫什茨（B.A.Ливщиц）、马尔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日本白鸟库吉、池田温、吉田丰、森安孝夫，加拿大蒲立本（E.G.Pulleyblank），英国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葛乐耐（F. Grenet）、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美国谢弗（E.H.Schafer）以及中国陈垣、向达、陈寅恪、蔡鸿生、荣新江等。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外学者在粟特史地与文化、入华交通与萨宝贸易、聚落变迁与民族融合、文化艺术与宗教礼俗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入华粟特人领域，大多数学者着眼于唐代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在中国的聚落及其汉化问题。1908年，伯希和根据敦煌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出唐时蒲昌海（罗布泊）以南的康居人聚落，开启入华粟特聚落研究之先河。池田温的《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1965），详尽探讨了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的内部结构、宗教信仰和社会关系。蔡鸿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九姓胡的文化本性及其东方发展与唐朝的关系；至于移植、归化（即汉化）和突厥化三种聚落类型的总结，更是多年粟特聚落研究的一个理论升华。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01）和《中古中国粟特文明》（2014）是有关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的两部力作，结合胡语文献和墓葬资料，对入华粟特人的迁徙路线、聚落分布及带来的外来文化作了探讨。青年学者后来居上，近年数篇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内迁蕃胡的族源、社会网络、后裔汉化情形以及墓葬图像的艺术内涵，成果亦可圈可点。
作为粟特学百年的集成之作，魏义天的《粟特商人史》（2002）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作者立足于粟特城邦的独特性，放眼欧亚大陆的社会变迁，运用分析与综合并举的方法，构拟出粟特商业网络从四世纪到十世纪的盛衰图景。”（蔡鸿生先生语）王睿博士以翻译魏氏此书而步入粟特研究大门，经过数年钻研，得以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粟特商人史》中译本也于2012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王睿博士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篇幅不大，却是多年研学心得的总结。其基本思路是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华化背景下展开，以华化为主体，胡化、蕃化（突厥化）相伴共生。其主要观点有：入华粟特人以国为姓，即为华化的开始。一方面华化在加深，胡名三字化、汉译雅化以及道家教义的呈现，体现的仍是华化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胡族文化特征也以不同方式保留下来，比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就有中亚和印度的祆、佛宗教因子。华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突厥化的冲波逆折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艰曲。安禄山、史思明作为东北突粟共生的杂种胡，身被胡、蕃礼俗，虽熟谙汉俗，却无华心，蓄谋图叛，以致盛唐中衰。胡蕃联军骁勇之因由，与安粟特军团的柘羯募兵制有关，安禄山采纳此种招募方法，结合宗教、部落组织等方式组建胡蕃柘羯军团，此过程与突厥化粟特人的归心、离叛、聚落问题紧密相关。通观全书，给我印象尤深的，是评点式的学术回顾，系统而翔实。至于具体研究成果，《历史研究》外审专家和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家曾给出如下意见：《“阿揽”与“浮”：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一文“涉及了对以汉文音译（雅译）面目出现的粟特名字的某种含意隐晦不明的解释这一有意思的问题，与所谓的古波斯专名学（姓氏学）的‘次要的流传’相比，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很少被探讨的领域。有鉴于此，任何致力于弄清这些名词（字），或者其中的部分（胡名因子）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欢迎，并应该给与最可能的发表机会的。作者以引用章太炎和陈寅恪来倡导专名学（姓氏学）研究的批判意识是很值得赞赏的”，“令人耳目一新”。《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一文，则“从动态变异角度审视不同时空背景下柘羯词义内涵变化，通过词义考析，分析突粟共生环境，突厥系粟特人的面貌，研究粟特人商武二元分离的意识和心理，提示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分析视野辽阔，立论高远，丰富和发展了陈寅恪先生‘种族文化’学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粟特学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难能可贵”。
以上成果的取得，是王睿博士心无旁骛、奋力潜研的回报。王睿君，人如其名，浑身充满睿智，思维缜密，且勤思好学，身为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至于粟特及中古民族的华化问题，实有推进的必要：一方面，可以利用近年出土的石刻、壁画、墓志和胡俑，构建以中国材料为中心的民族文化学分支，同时抉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反思，新材料虽多出自中国，但要取得研究的更大进步，还须注意东西方学术交流和学科背景知识的积累。总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坚定初心，才能后来居上。当以此为勉。
纪宗安
2016年3月于暨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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