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

出版者:巴蜀书社

页数:5380

出版时间:2017-1

价格:8800元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7553107462

具体描述

第二輯前言

朝鮮半島一九一○年以前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檀君至三韓為第一階段，三國時代（含統一新羅及後三國）為第二階段，高麗王朝為第三階段，朝鮮王朝與大韓帝國為第四階段。

記載朝鮮半島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凡其記載年代上下限包含兩個階段者，我們視為編年體通史；凡其記載年代上下限只包含一個階段者，我們視為編年體斷代史。

第二輯所收二十種書，皆為編年體通史。這二十種書，都是撰寫於朝鮮王朝、大韓帝國及日據時期。現將本輯收書目錄大致按作者生年先後順序羅列如下，並對記載時間上下限等方面略加介紹。

01．《東國史略》六卷，權近（一三五二～一四○九）撰，一八九五年銅活字本(整理字)，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

02．《東国通鑑》五十六卷外紀一卷，徐居正（一四二○～一四八八）等撰，銅活字本(戊申字)，外紀一卷記載檀君至三韓，正文五十六卷記載三國時代及高麗王朝。

03．《東國史略》六卷，朴祥（一四七四～一五三○）撰，肅宗二十五年(一六九九)金屬活字本(芸閣印書體字)，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

04．《東史補遺》四卷，趙挺（一五五一～一六二九）撰，仁祖二十四年(一六四六)刻本，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

權近、朴祥的著作同名為《東國史略》，同為六卷，內容亦同，各種版本也大都不標注作者名，各種目錄書或著錄為權近撰，或著錄為朴祥撰。學術界有人認為，殘存卷三卷四的《東國史略》才是權近所著，六卷足本的作者不是權近，而是朴祥。今為供學術界參考，著錄為權近、朴祥的兩種六卷本《東國史略》（有的版本名為《朝鮮史略》）均予收錄。

《東国通鑑》是朝鮮半島部頭最大，也最為重要的編年體通史著作。由徐居正等完成於一四八五年，此後經多次修訂。此書取材仿司馬光《資治通鑑》，重視歷代興衰治亂、政治得失、忠義名節的記載；而書法則借鑒朱熹《通鑑綱目》的筆削之旨，重視正閏觀念。

05．《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東史補編通載》九卷，申翊聖（一五八八～一六四四）撰，一六四四年刻本，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此書實為史表，各年先記中國，後記朝鮮半島。因《朝鮮漢文史籍叢刊》不設史表，故將其歸入編年體。

06．《木齋家塾東國通鑒提綱》十三卷，洪汝河（一六二○～一六七四）撰，十八世紀朝鮮抄本，記載箕子朝鮮至三國時代。《朝鮮漢文史籍叢刊》第一輯收錄了洪氏的斷代紀傳體《彙纂麗史》（記載高麗王朝），則洪氏所著兩種史籍貫通了朝鮮王朝以前的朝鮮半島歷史。

07．《東國歷代總目》（不分卷），洪萬宗（一六四三～一七二五）撰，舊抄本，記載檀君至朝鮮王朝英宗的歷史。

08．《東史會綱》十二卷，林象德（一六八三～一七一九）編，銅活字本(芸閣印書體字)，記載三國時代及高麗王朝。

09．《東史綱目》十七卷附錄二卷，安鼎福（一七一二～一七九一）撰，一九一六年朝鮮古書刊行會鉛排本，記載箕子朝鮮至高麗王朝。

10．《東鑒綱目前编》四卷，金在洪編，鉛排本，記載始於檀君，終於新羅文武王七年（公元六六七），下與宋秉璿《東鑒綱目》相銜接。

11．《東鑒綱目》二十七卷，宋秉璿（一八三六～一九○五）撰，鉛排本；記載統一新羅（始於新羅文武王八年）至朝鮮王朝哲宗十四年（公元一八六三）的歷史。

以上四種皆為綱目體史書，按傳統目錄學的分類，綱目體是一種特殊的編年體，故亦收入此輯。四書之史體及書法皆模仿朱熹《通鑑綱目》。朝鮮半島史籍大多用中國紀年，然而安鼎福、宋秉璿所著卻用朝鮮紀年，以突顯朝鮮半島歷史的獨立性。

12．《歷史輯略》十一卷，金澤榮（一八五○～一九二七）編，一九○五年鉛排本，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

13．《韓國歷代小史》二十八卷，金澤榮（一八五○～一九二七）編，一九二二年江蘇南通翰墨林書局鉛排本，記載始於檀君，終於大韓帝國讓帝（即純宗）隆熙三年（一九一○）。其中，記載朝鮮王朝及大韓帝國各卷總稱為“韓紀”，較為詳細。該書由張騫作序。渤海國的歷史，在《三國史記》、《三國史節要》、《東國通鑑》中皆很少涉及，而此書搜羅中國、日本史籍所載，不論巨細，詳悉錄之。

14．《朝鮮歷代史略》三卷，學部編輯局編，開國五○四年（一八九五）京城（漢城）木活字本，記載始於檀君，終於朝鮮王朝高宗三十年（公元一八九三）。

15．《海東實錄》（不分卷），李希鏞編，一九二七年鉛排本，記載始於檀君，終於朝鮮王朝高宗三十一年（公元一八九四）。

16．《菊露秋寫朝鮮歷史》二卷，姜璘撰，一九二八年木活字本，記載檀君至三國時代（含統一新羅及後三國）。

17．《大東史綱》十二卷，金洸編，一九二九年鉛排本，記載檀君至大韓帝國純宗隆熙三年（公元一九一○）。

18．《朝鮮史記》（不分卷），尹大義撰，檀紀四二七九年(一九四六)木活字本，記載檀君至大韓帝國純宗隆熙三年（公元一九一○）。

19．《東國史略》（不分卷），佚名撰，舊抄本，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

20．《東史》(不分卷)，沈東邱撰，一九三五年抄本，記載檀君至高麗王朝。

以上《歷史輯略》至《東史》各種，皆為朝鮮半島通俗史，撰寫於大韓帝國及日據時期，大多簡明扼要，唯金澤榮《韓國歷代小史》及《歷史輯略》稍詳，敍述亦得史法。《朝鮮漢文史籍叢刊》第一輯收有金澤榮的斷代紀傳體《新高麗史》，此後，編年體斷代史（朝鮮王朝）還將收錄金澤榮的《韓史綮》六卷。金澤榮是大韓帝國及日據時期編纂傳統的敍述史籍最多、最好的歷史學家，而且，他的主要史著大多在中國江蘇南通撰寫完成，也是在南通出版發行。

用户评价

这次阅读《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最大的收获在于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朝鲜历史。以往我们对朝鲜历史的认知，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其与中国王朝的朝贡体系、以及近代的殖民历史。然而，这套丛刊所呈现的，是一个在汉文传统下，拥有自己独特学术思想和文化创造力的朝鲜。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些关于朝鲜本土历史人物传记的文献。这些传记，或褒扬其功绩，或批判其过失，都以汉文的形式，展现了朝鲜人民对自己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解读。这些人物，有些在朝鲜历史上举足轻重，有些则可能鲜为人知，但他们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塑造了朝鲜的历史进程。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故事，我感受到了朝鲜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奋斗与挣扎，他们的智慧与勇气，他们的得失与荣辱。这本书不仅仅是史料的汇编，更是朝鲜人民通过汉文书写的自我叙事，它让我们能够更贴近地感受他们的呼吸和心跳，理解他们的民族精神。

这次拜读了《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着实让我对朝鲜半岛古代的学术传统和历史脉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首先，我被书中收录的那些古老文献的学术价值所深深吸引。在翻阅的过程中，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那些曾经在朝鲜半岛上辛勤耕耘的学者们进行着跨越千年的对话。他们的文字，或严谨考究，或汪洋恣肆，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思想风貌和史学关怀。其中几篇关于古代地理志的论述，其对山川河流的描绘，对地方风物的记述，都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信息堆砌，更蕴含着古人对土地的认知、对资源的利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思考。还有一些文献则聚焦于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条文，通过对这些原始材料的梳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朝鲜王朝在不同时期是如何构建其国家机器，如何维系社会秩序的。这些史料的价值，对于研究东亚古代政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无疑是极其珍贵的。总而言之，这套丛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视朝鲜古代学术全貌的绝佳窗口，其收录文献的丰富性和代表性，足以让任何一位对东亚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感到惊喜。

不得不说，《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的出版，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过去，要接触到这些珍贵的朝鲜汉文史籍，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甚至需要到海外的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而现在，通过这套丛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到这些原始资料，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效率。我个人最受启发的是其中关于古代朝鲜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记录。我发现了一些关于贸易往来、使臣互访、甚至军事冲突的详细描述，这些内容为我们重新审视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证据。例如，其中一篇关于朝鲜使团出使明朝的记录，细致地描绘了使团的构成、行程安排、与明朝官员的互动，甚至包括了宴请的菜品和歌舞表演。这些生动的细节，不仅勾勒出了当时两国关系的图景，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本书的价值，体现在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学术探讨。

说实话，最初拿到这套《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我的内心是带着一份忐忑的。毕竟，“丛刊”二字往往意味着学术性极强，可能阅读起来会比较晦涩。然而，当我真正沉浸其中后，这种顾虑便烟消云散了。书中的编排方式，以及一些随附的导读性质的篇章，都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我尤其欣赏其中对某些重要史籍的背景介绍和内容提要。这些信息如同引路人，帮助我快速把握住每篇文献的核心要义，避免了漫无目的的摸索。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一些文献并非仅仅是枯燥的史实罗列，而是充满了生动的叙事和鲜活的人物。例如，我读到了一篇记录当时士大夫生活的杂记，其中对于日常起居、宴饮游乐、诗文唱和的描绘，都栩栩如生，仿佛让我置身于那个古老的时代，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个体体验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使得阅读体验不再单调，反而充满趣味。对于想要了解古代朝鲜社会生活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礼物。

《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给我的整体感觉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且重要的研究视角。以往我们在研究朝鲜半岛历史时，往往更侧重于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从其自身独立的王国史角度切入。而这套丛刊则以一种更加宏观的视野，将朝鲜半岛的汉文史籍置于更广阔的东亚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进行审视。我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比如某些文献中对中国典籍的引用和解读，这不仅仅体现了朝鲜学者对中华文化的吸收，更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自身文化土壤中进行再创造和发展的。其中一篇关于朝鲜学者对儒家经典《周易》的注释，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诠释，让我对“汉文”这一文化载体的跨文化传播有了全新的认识。它证明了汉文不仅仅是记录中国历史文化的工具，更是承载和传播东亚地区共同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通过阅读这些史籍，我不仅了解了朝鲜的历史，更深刻地理解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演变，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