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著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东亚研究系列作品之一。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高徒,作者广泛搜集和运用了包括中、英、法、俄、日各语种文献在内的资料,以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限为切入点,对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的行为与观念作出细致阐述与精辟分析,呈现了近代中国如何由天朝中心主义转型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员,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的难以为继,艰难地转向主权国家间的现代外交模式这一过程。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京使馆的建立过程,互派使节常驻这一在现代外交看来习以为常的制度,最初却遭遇了从观念到制度层面的反复博弈;第二部分,则详述了国际法引入中国的过程,从林则徐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节译国际法至丁韪良应邀翻译的《万国公法》被刊行引用,其中曲折亦多;第三部分则阐述了中国常驻外国使馆制度的建立过程,从同治年间向欧美派出临时性使团到光绪帝继位后大规模派遣常驻外国使节、设立驻外使馆,观念的冲突、人事的龃龉、制度的悖谬,都在这一过程中纷纷呈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关注的议题不仅在于近代中国的外交的制度嬗变,更在于制度其后的观念转型过程及其深层原因。作者巧妙地将时代背景和群像扫描与历史人物个体原因及历史事件偶然性相结合,流畅出入于历史的宏观与微观之间,脉络清晰,议题明确,分析冷静而深入,评价公允而不乏历史的善意。书稿附录的近代外交史相关人员及数据资料翔实而清晰,也为有志于深入研究相关议题的学者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支持。
本书对于从外交史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与反思近现代历史,深入理解内政与外交之密切关系、国际关系与开放政策等对当下而言仍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荦荦大端,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是一部精致而耐读的史学著作。
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 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59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至1991年退休,曾任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著有《伊犁危机》(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等,参与撰写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英译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其著作《中国近代史》是欧美学界最重要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荣获多种好评。1971年,获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报告学者”(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学术评议会评定的最高学术荣誉。
屈文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主要从事法律翻译、翻译史、法律史及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法学》《中国翻译》《复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等论文60余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专(译)著10部。兼任中国翻译协会法律翻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法学会法学翻译研究会会长。曾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教育部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励、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曙光学者、首届上海市外语界十大杰出人物等奖励及荣誉称号。
原著是徐中约的成名作,近代外交史也是他专治的领域,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可说也凝聚了他对晚清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洞见——鉴于“与世界接轨”至今仍是一大课题,那我们如今更好地了解最初这一历程的最初尝试,也无疑有其必要。在他最重要的名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
评分“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传统西方中心视野下的外交史学的研究视角。在本书英文版成书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远见卓识是殊为不易的。今天,也就是本书成书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东亚地区地缘...
评分 评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张晓川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9年3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11281]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分成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其中“近世史”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他自述如此划分的...
评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张晓川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9年3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11281]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分成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其中“近世史”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他自述如此划分的...
坦率地说,初读这本书的开篇部分,我略感吃力,那些对早期国际法原则和条约体系的梳理,对于一个非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门槛稍高。但一旦跨过了这道知识的“序幕”,接下来的内容便如洪水般倾泻而出,令人欲罢不能。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地方,在于它对“范式转换”的捕捉。作者精准地指出了在不同历史节点上,国际社会对于“我们”的定义和期待是如何发生根本性偏移的。它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读物,反而在探讨过程中,毫不避讳地揭示了那些历史进程中的误判、错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代价。这种直面历史的勇气和批判性的反思精神,使得这本书超越了一般的普及读物,具备了严肃学术的重量。它强迫读者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坐标,这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全球视野至关重要。那种读完之后,感觉世界观被轻轻摇晃了一下,但最终变得更加坚实和开阔的体验,是极少有书籍能给予的。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讨论深度远超我的预期,它成功地将一个宏大、抽象的国际政治议题,通过细腻的笔触,转化为一系列可感知、可理解的人类行为故事。作者在描绘“融入”过程中的文化张力时,运用了一种近乎文学化的叙事语言,使得那些原本冰冷的政治博弈,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光辉。他对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所展现出的适应性、抵触性以及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分析得入木三分。读到某些章节时,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仿佛能体会到决策者在两难境地中的权衡与取舍。这本书的伟大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成功地弥合了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观察平台。它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套极其有力的提问工具,引导读者去思考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以及未来我们将如何继续与世界共舞的命题。
评分这本书的叙述节奏,我个人认为处理得极其巧妙。它不是线性的时间推进,而是采取了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比如,它会先在某一章描绘一个宏观的时代背景,然后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突然聚焦到某一个具体的、影响深远的国际事件的细节中,用具体的谈判记录或人物访谈来佐证前文的宏大论断。这种手法极大地避免了叙事的单调性。尤其是作者对信息源的交叉印证能力,令人叹服。他引用的资料涵盖了多国档案、私人回忆录以及最新的学术研究,显示出其背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功底。读这本书,就像是拿到了一份详尽的施工蓝图,你看得到宏伟建筑的整体结构,也能清晰地分辨出每一块砖石的材质和铺设工艺。对于那些热衷于追溯事件“原点”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座信息密度极高的宝库,每一页都值得被细细研磨,从中汲取营养。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感受是,它像是一部结构精巧的交响乐章,层次丰富,情绪跌宕起伏。作者在处理复杂多变的中外关系时,展现出惊人的平衡感和洞察力。他没有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叙事中,而是用一种近乎哲学的思辨,去探讨“融入”与“独立”之间微妙的张力。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文化软实力构建的那几个章节,那种对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那些不易察觉的符号学意义的解读,实在高明。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经济数据或军事部署上,而是深入挖掘了文化自信如何逐步积累,如何在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被国际社会所“看见”和“接受”。这种对“被理解”的渴望与“自我坚持”之间的微妙平衡,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读来让人深思,也让人对我们民族性中某些特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文字的密度很高,需要细细品味,像是在品鉴一壶陈年的老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回甘。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引人注目,那深沉的靛蓝色封底,配上烫金的宋体书名,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立刻将人锁定。初翻阅时,我本以为会是一部枯燥的政治史纲,充斥着晦涩的外交术语和冗长的会议纪要。然而,作者的叙事功力令人惊喜。他巧妙地运用了许多鲜活的个案研究,比如某个关键历史时刻中,某位不知名外交官的一封密电如何影响了最终的决策走向,那种抽丝剥茧般的历史还原,仿佛让人置身于当时的谈判桌边,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与试探。书中对于特定历史时期国际格局变迁的分析,尤其精准到位,它不是简单地罗列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深层次的文化心态与国家利益的博弈。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这反而成为了一种乐趣,它激发了我对那个时代更深层次的探索欲望。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知识,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格局变动的独特视角,一种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完美结合的叙事手法,让人在阅读中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智力满足感。
评分佳作。
评分详略得当,适合备课用,不错
评分原著简明扼要,大家手笔,也很注重当时格局下不同国家、人物的应对,不过作者也隐含着一种进步主义的现代化史观,这在他的人物评价上体现最为明显。译本有小疵,译者所犯的一个大忌是不止一次质疑、更改原文,但其实是他自己未充分理解原文或欠缺历史知识所致。
评分中国近代外交史早期佳作,徐中约很有国族情怀和温度。不得不说这是多么艰难屈辱地进入一个比中国家长制更霸道的家庭啊!
评分制度、孝、皇帝的家法、新儒家的民族优越主义、汉族文化主义及满族的异族统治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与1858至1860年间的历次谈判之上,只有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人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北京会如此固执的抵制公使常驻北京这个看似无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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