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教授（Daniel A. Bell）的文集，書中反映了 作者從批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社群主義者，轉變為鼓吹將民主和儒家的優點結合起來的左派 儒家。作者認為，將儒家選賢任能的傳統與講究政治參與、自由、透明和寬容的民主傳統結合起 來，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必然結果。

本書從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視角——一個在清華大學、山東大學講授政治哲學將近20年的加拿 大人─提出獨特的觀點的勇氣，相信可讓中國讀者反思他們習以為常的政治概念。

【序】

非常榮幸有機會在香港城市大學出版自己的學術著作。首先，繁體字竪版書寫的傳統，從審美的角度看令人賞心悅目。本書主張恢復傳統，而這種出版形式正好反映了思想內容。其次，我之所以特別高興，是因為文章能夠以完整的形式發表，無需受到審查刪減。幸運的是，香港仍然是學術自由的綠洲（在中國大陸，我有關儒家政治哲學的文章往往受到審查。）第三，我本人的儒家政治哲學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工作的親身經歷（二○○年到二○○三年，我曾經在該校的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今公共政策學系﹞任教）。那是我第一次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和學生有深度的互動交流，從這些討論中，我獲益良多。在此期間，我逐漸認識到儒家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不僅僅是學術議題，它還塑造了他們的世界觀和日常生活。我開始對這個話題感到痴迷，並決定舉家遷往中國大陸，目的就是要親眼目睹政治儒學在中國的復興。

正如本書所顯示的那樣，儒家倫理學不僅塑造了中國的國家政治，而且塑造了城市生活和人們在家庭和工作單位的日常生活交往。很少有人懷疑過去幾十年中國儒家的復興，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記錄了這個現象，不僅依靠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而且依賴自己在香港、北京、上海和青島的生活和工作經歷。鑒於自己受到正規的政治哲學專業訓練，我也試圖區分對儒家政治倫理學的闡釋，有些闡釋是道德上可欲的，有些闡釋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為此，我試圖提出能夠得到中國和其他地方的進步政治思想家認可的闡釋。人們對儒家的最嚴重誤解之一是，認定儒家不過是老邁、嚴肅和保守的男人為現狀辯護的倫理學罷了。事實上，過去歷史上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是傑出的社會批評家，現在依然如此。儒家理想與「實際存在的儒學」之間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鴻溝，當代受儒家啟發的社會批評家必須首先提出適合現代社會的儒家理想，然後再想辦法消除或至少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若干年來，我的觀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十年前，我曾經半開玩笑地預測中國共產黨可能會改名為中國儒家黨。當然，我不敢肯定這樣的預測能夠美夢成真，但是，如果中共充分「儒家化」，我會感到非常開心。因為到那時，中共的領導將更加接近正式擁抱儒家思想。XJP於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前往儒家的故鄉曲阜參觀，我的預測似乎一度即將變成現實。但是現在，我對中共接受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有些信心不足了。一方面，官方將儒家定為國教，很可能是儒家哲學的死亡之吻，因為任何偏離官方闡釋的其他選擇都可能遭到禁止。在中國大陸，有關儒家倫理學的辯論熱烈和活躍；但是，如果由國家來決定誰是真儒家，誰是假儒家的話，這樣的辯論很可能就偃旗息鼓了。另一方面，我並不認為儒家或其他任何價值觀體系能夠為所有人或者絕大部分人提供有道德依據的答案，以便迎接當今時代面臨的挑戰。我們也需要輸入其他倫理傳統，包括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而且，我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開放的社會，允許人們討論什麼奏效，什麼不奏效；什麼好，什麼不好。在這些辯論中，儒家能夠和應該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它不能也不應該成為道德指南的唯一源泉。

我非常感謝吳萬偉教授，是他在過去十多年中一直忠實和高效地翻譯了我的大部分儒家政治哲學著作。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漸漸不怎麼記得之前所寫的東西了，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寫了什麼，包括我本人在內。我還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社長朱國斌教授。朱教授是我的朋友，也是十五年前在城市大學工作的同事，當他提出能完整地出版我有關儒家政治哲學的文章時，我受寵若驚，深感榮幸。我還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陳小歡老師，她工作效率極高，為我提供了很多及時的幫助。最後，我要感謝山東大學的同仁們，在山東省這個地方，很多時候我們根本不需要別人提醒儒家的價值多麼大，影響力是多麼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