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第5辑的一个重要看点是张北川的《一门学科和一个行者》。关于张北川先生，值得一说：2007年7月中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颁发了一个特别奖项，表彰他在长期从事特定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和所表现出的坚持科学的勇气。

张北川在70年代中期上大学时认识了一位老师，一位极优秀的皮肤性病科医生。1988年，这位老师被发现是一个gay，他被任意侮辱、被恣意伤害。当时他们所在的皮肤病科绝大多数医生包括护士都在保护这位教授，张北川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张北川发现他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于是他开始读书。他在读书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写作，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在该领域的专著《同性爱》。这本书出版后，张北川收到大量读者的来信，他与读者的书信来往于1998年初以刊物的形式出版，名叫《朋友通信》。张北川给《朋友通信》的定位是：宏扬科学，促进健康。张北川所做的调查显示，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60%的人感到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3%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张北川说：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怎么更好地去控制疾病……

张先生的《一门学科和一个行者》所描述的就是他的这位给他深远影响的老师秦士德教授，换一句说，张先生此文所要讲的就是他何以要从事同性恋研究，作为一名医生，在谈到他当年从维护秦教授的工作和正常生活的权利和他自己一步步走上同性恋研究的道路，张先生的文笔是朴实而蕴涵情感的：“我头顶的阳光也慢慢被阴云遮蔽。被现实所迫，我的命运一步步与秦的命运连接起来：两个性取向不同的学人开始了最初的携手，走上抗击传统观念对同性爱的歧视和迎击艾滋挑战的征途。”

本辑有两篇是来自海外女学者的文章，其一是李南央的《丹麦老人格珍》，其二是沈睿的《多丽丝·莱辛的中国行》。前者所写是一位当年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丹麦老人的既动荡又普通的一生，但在这动荡和普通中却见证了老上海的真实故事，尽管往事已遥远，但在老人的眼里，上海的故事仍然让她动心：为她丈夫公司看守仓库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知道仓库里存的都是市场紧缺的面粉、咖啡、绸缎。但是仓库的东西从来没有失窃过。她和丈夫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诚实和忠厚。

作为2007年度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莱辛当年的中国行值得重温。而作为她当年来中国时曾有缘给她当过“导游”的沈睿，今天的回忆更显得亲切：“1993年5月初，莱辛和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及传记作家麦克·霍洛伊德来中国访问。我那天陪他们逛北京。她问我：你觉得你们有自由吗？”一句问话，显示出了莱辛的思想和犀利。

诗人余地的自杀曾引起网络上的争议，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顾患了癌症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双胞胎孩子——诗人的自私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本辑《良友》里的《一把不肯生锈的刀子穿过天空》（张翔武）和《“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刘春）则是对诗人自杀事件的剖析和揭秘。作为余地的挚友，张翔武以朴素地笔调真实地再现了余地自杀前后的情景，在他平静的叙述里，能感受到诗人无力地挣扎。“警察来了之后，进行现场取证，问话，在死亡现场的所有人在门外等着。过了一两小时，已经是10月4日凌晨3点了。警察办完事情后说，打电话给殡仪馆，是凤凰山的西郊殡仪馆。”这是关于余地自杀的第一手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翔武的记录是可贵的。

作为诗人的刘春，当他解读同样作为诗人的余地何以自杀的缘由时，其心情是复杂的，太多的关于诗人的故事已经伤害了作为诗人的形象，而余地的自杀又给“诗人都是疯子”做了新的注释。刘春以他自身的体验和与余地的稿件交往，从余地的诗和活动给出了余地何以自杀的解读，而作为在余地自杀后为其妻子和孩子募捐的发起人之一和实际的操作者，刘春的尴尬当更为荒诞——后来，刘春得知余地的妻子（甚至不能称其为余地的妻子，因为他们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得了绝症，而双胞胎孩子更是子虚勿有。太多的疑问和太多的故事，留给读者的还有诗人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真相？“当生活欺负我到了我不能忍受的时候，也许我也会选择结束。当然面对了断，我会比面对生命中的任何一项选择更慎重，但我决不回避它。死亡的美丽有时候会让活着的污浊和丑陋汗颜。”这是余地的人生底线。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这是徐宗懋之所以写《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的缘由。历史的真相在后人对往事的解读中，也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譬如《1994年的克拉玛依之雪》（黄妍）、《北大工农兵学员流水帐》（陈力丹）等。而《课堂在上海以东》（郭建）、《行走的梦想》（兰泊宁）等，则是“书写个人史”的最好体验，而印在本辑《良友》封底上的广告词“书写个人史”，其实也是《良友》始终如一的宗旨。

周昌义的《文坛那些事儿（2）》所讲述的是关于王跃文与《国画》当年风云一时的故事，当下的文坛和出版与当年《国画》出版时的环境相比变化其实并不大，因此周昌义的许多话也就有了当下的现实意义，譬如：“文坛为什么不流行合同，不用法律约束作家和刊物出版社的相互关系？就因为精神产品，质量没法标准化，没法用合同文字约定。更因为除了艺术质量，还有导向风险，因为导向问题承担违约责任出版社太冤，反过来，出版社也可能用所谓导向问题做借口免除自己的违约责任。”

张梦阳的《洛矶山下的刘再复》细致地记录了今日的刘再复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从功利的牢房，概念的牢房中挣脱出来，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是诗意的存在。”与张梦阳贴在他博客上的同题帖子相比，刊载在《良友》里的文章在内容和文字上都要丰满许多。这也是网络文字转化为“纸媒”的一个特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