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就是冒险（《现场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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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着一个日益贫乏的创作场面。仅就诗歌现场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破碎的、缺乏创造与激动、缺乏精神护持与道德自治的时代，那种持久的生命激情、创生精神、命名能力和道德感召力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失去了创造能力的诗歌现场变得苍白、胆怯、碌碌无为。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准、规约、流派和主义，在众声喧哗中，诗人们以攻击与自我攻击为乐，呈现出一种小打小闹的、自鸣得意的、自我重复与自我辩护的虚伪繁荣，却难得一见那种百无禁忌的、“沉入心的苦井中”的、颠覆性的个人创造。

多年来，我们举着一面叫“先锋”的幌子，事实上干的只是一些以破坏为乐、没头没脑的小把戏。在“口语”的幌子下大喷口水、在“学院”的幌子下重复趣味、在“逸乐”的幌子下展示苍白的人生景观……在先锋的幌子下，一切都遭到了质疑，红男绿女们都开始放纵起来，仿佛周树人也可以叫做周作人，仿佛先锋也可以倒立。“……放纵的男人，放纵的女人。生命，重新变得痛苦、野蛮和短暂。”（鲍曼）不仅仅短暂，还有无聊、脆弱和浮泛，即鲍曼所言的“滥”——不知餍足的对表面欲望的不懈追求。于是“排行榜”变成了“耻辱柱”，“下半月刊”办成了自留地，诗歌奖越颁越多，终于自己取消了自己——尼采有言，“在赞扬中比在谴责中有更多的纠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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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无罪，罪在对先锋的误解与利用，罪在诗人的短视、狭隘与偏见。

再次阅读《诗人何为？》，依然震撼，依然为自己的浅薄、无知、狭隘而羞愧不已。“……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赫尔德林发出的旷野呼告让我羞愧。我只是一个时代里的小诗人，我只是对这个时代病症的临床症状、精神世界的表皮现象稍有了解，但还未真正触及时代的黑暗、语言的底里和神经，对现代生活、对“时代的精神状况”，并没有一种持续的刻骨体验和精神历险，我的贫乏显露无遗。“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再次感到羞愧。

什么是现代生活？什么是现代精神和现代视野？现代性不是对当前事物平面化的再现与碎片式批判，而是一种与时代之间的永不疲倦的纠缠与争斗。是一种通过断裂与危机、创新与勇气来“与自己的今天相对立”，从而创造新的价值观念。正是这种自我与时代之间所形成的反讽和内心紧张，才是一个诗人张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齐格蒙·鲍曼将现代性视为“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据说现代性在西方已经结案，但在汉语的语境里，它依然在不断生成，并混杂着奇异的当代景观。它变动不居，它总是逃掉，不过没关系，“我们追求它，紧追不舍。”

现代性与先锋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历史地看，先锋派正是通过加剧现代性的某些构成要素，诸如断裂、冒险与原创，通过把它们变成革命精神的基石而发其端绪。作为现代主义先驱者的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所下的第一条绝对命令就是，要我们自己面向现代生活的原创力量。因此，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乃至稍后的时期，西方先锋派的概念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化和高度乌托邦了的说法。

现代是一种选择，它所体现出的气质是创造性、天才的朴素性和冒险的想象，这些特质与作为模仿才能的熟练、灵巧与趣味化是天然相对的。在此意义上而言，先锋就是冒险，是对传统与当下的持续不断的偏离与批判，是一场除其自身之外别无盟友的痛苦戏剧。先锋的道路并不就是绝望，虽然它有一种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内在倾向”，但堪称伟大者，定然能够同时面对至深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如鲁迅所言，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在邪恶的时代，一个诗人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震耳欲聋。装聋作哑的危险在于有一天真的会变聋变哑，震耳欲聋的喧嚣将最终走向自杀：通过建立自己的权威与标准而为先锋竖起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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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自己的“口号”改为“面向今天的写作”，取消了“为了一代人的不再沉沦”，我们为那个口号感到脸红。我们无权发出号召。诗人们都是单个人。

本期所选，风格多样，我们尊重各种风格的创造。秉持一种先锋精神的底线，我们只是与那些自我重复、苍白无力、与时代媾和的写作者说再见。

自本期始，本刊将由澳门原木出版公司出版，但依然坚持自筹资金、免费寄赠的民间形式，并希望能够得到来自民间的无私资助。

本期稿件基本来自编委推荐。感谢本期的选稿编委，你们的眼光和无私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生动、精彩的现场。本期减少了编委们的发稿量，并且每期的编委都在变动，以避免圈子化的迅速形成。谢谢大家，希望你们永远在“我们”之内。

朵渔

2008年3月27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