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以來，文化問題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重要議題。但是什麼是文化？說法種種，莫衷一是。那麼時下的討論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復，在已經足夠含混的文化定義中再加上一種定義？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在日益專門化的學術分科和職業化的研究方式已被認可的時代，文化這一涉及不同領域的問題還能構成一個學術的問題麼？如果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研究文化，而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它所體現的學科綜閤的趨勢對於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將提供什麼樣的視野和方法？總之，在20世紀的最後的年頭，重提文化研究的意義何在？

我們當前對文化的這些思考與討論似乎並不急於對文化給齣確切定義，討論的中心問題並不注重概念的演繹，而是將一係列具體的當代問題作為文化問題來討論。隨著當代人類的生態係統所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當代文化所研究討論的問題涉及的也是整個當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種因素間的關係，遠遠超齣瞭文本的範疇，涉及到瞭諸如消費主義，大眾傳媒，大眾文化，印刷文化，建築與藝術，市場與政治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與文化對話等等問題。

作為精神形態的文化，其産生和發展的動力隻能來自現實，文化無非是生存方式(包括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特定的文化産生於特定的生存方式，當原有的生存方式依然居於支配地位時，文化或文化思維方式仍然會盤據人們的頭腦，支配人們的行為，而當生存方式發生變化時，文化也必須做齣相應調整。文化發展具有兩種形式:當原有生存方式緩慢發展時，文化也隻能在該生存方式所提供的生存空間內不斷調整,而生存方式的生存空間有一限度，此限度也正是文化發展的限度，當生存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時，文化也必須進行根本性的置換，或者說依據新的生存方式重構新文化。

所以當下的文化研究將既涉及到經濟的過程，也涉及政治統治，還涉及文化價值，文化研究把這些各不相同的問題放在一起，似乎暗示：這裏所討論的文化是整個社會再生産過程的有機部分，而不是懸浮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因此，不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而是作為整個社會再生産的有機部分的文化生産，纔該是當下所謂文化研究的中心問題。

還有，現在是否有一個能夠代錶世界的“道德倫理”？如果沒有，什麼方法或者機製可以使人們跨文化理解？世界是否就滿足於停留在文化多樣性的水平上？而文化是否能成為適應現代化的要求，或者它是現代化的障礙？文化與現代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韓晗的論著《文化的撒旦與上帝》以當代西方文化批評思潮的最新發展為研究對象，以當下中國社會走嚮多元化以後所生成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以多種方法，多層次地對中西方文化批評的前沿思潮，新産生的文化現象，站在較高的學術層麵對問題進行瞭較深入的研究。韓晗是敏銳的，他的研究為人們展示瞭現代社會文化生存狀態的深層因素與獨特語境，展示瞭西方文化理論在中國語境中的意義，人們所做的文化解讀以及對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影響。

作者塗鴻，教授，西南民族大學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