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宗旨在于利用汉文佛典语料研究中古汉语词汇史的若干问题。

所谓“中古”本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时段概念，我们用来指东汉魏晋南北朝。由此上溯，秦代以前是上古时期，当中的西汉是上古至中古的过渡；由此向下，晚唐五代以后是近代时期，当中的隋唐是中古至近代的过渡。

以往的有关研究主要是通过传世的中土（世俗）文献来了解中古时期的汉语状况，看不出它与同样反映在文献中的上古汉语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学术界对中古时期汉语尤其是汉语词汇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仅仅就作为汉语基本要素之一的汉语词汇而论，其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而中古是当中一个变化剧烈、十分关键的重要时期。这时明显可见的是，新词大量出现；大多数旧词的意义发生了类型各异的演变，产生出了许多新义项和新用法；同义词显著增加，提高了汉语的表达精度和修辞能力。与此同时，词汇双音化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并迅速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旧有的过去由单音节词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双音节形式，而新概念则基本上都由双音节形式表示；各种构词方法亦已基本完善。

不过即使是上述这些初步的认识单靠中土文献也是无法获得的。虽然人们对汉语在唐代已然的巨大变化感到惊叹之馀曾经推想其过程应当开始于唐代以前，但由于证据的缺乏仅仅能做出一些推测与悬想。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长期忽视了汉文佛典语料的特殊价值和利用。

汉文佛典，包括翻译佛典与本土佛教撰述，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来说甚至具有比同期中土（世俗）文献更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中古时期。这些数量巨大的极为珍贵的语料为什么竟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重视佛典材料的利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就可能少走许多弯路，而取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也许就会对东汉以后汉语的发展演变得出一些与现在不尽相同的认识。道理又是如此的简单：东西汉之交，古代印度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原，这个属于另一文化圈的大众宗教很快就对中土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教授（1987）年指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说：不研究汉文佛典，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词汇史。语言是一切观念形态的载体，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无不以语言作为媒介，而语言无疑又是最先感受这种影响并接受这种影响的，阅读佛典语料，我们不但亲身体会到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且感叹这种影响又是那样的巨大。可是我们已往对这种必然的影响并没有认真加以重视和研究，尤其是对这种影响缺乏具体的感知。因此，一切的存在都是从老祖宗那里来的。试想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外来的，岂不会导致观念上的变化？

本文是在通读了中古全部佛典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目的在于把作者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在佛典中的所见比较系统地、仅管只是部分地介绍出来，同时也尽可能地探讨一下那些语料的本质及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价值。这样，本文的主要工作就在于，第一，揭示汉文佛典对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探讨翻译佛典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巨大影响。

如同任何研究工作一样，本文的研究也是受到前哲及时贤的有关研究的启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这里我们尤其要向季羡林和周一良两位教授表示敬意，作为非汉语专业的专家，他们早在四十年代就分别著文指出了汉文佛典对于汉语史特别是词汇史研究的特殊价值，并提示印度语文对汉语的一些影响。他们的有关论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十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利用佛典语料从事汉语词汇史某些课题的研究上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他们的工作对笔者也有很大的启发。

本文的讨论完全依据汉文佛典材料，只是在个别地方涉及少量的中土（世俗）文献，这样做一方面与论题的范围有关，另一方面与笔者对佛典材料的价值的认识有关，在笔者看来，中古时期的汉文佛典以其数量的质量而言应当用来作为中古词汇史研究的主体语料。

全文18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