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柱　1945年10月生，北京市人，教授，博士生導師。198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研究生畢業，獲曆史學碩士學位。1981年畢業留校，在曆史係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任教至今。著有《中國流民史》、《治亂嬗替》、《南北分治》、《飄逝的歲月》、《中國社會通史·魏晉捲》(主編、主撰)、《中國文化通史·秦漢魏晉捲》(主編、主撰)等學術著作，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

本書是以魏晉南北朝史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

我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始於1978年。這一年，我考取瞭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研究生。導師何茲全先生是著名的中國史專傢，在中古史研究領域中有多方麵的貢獻，尤其是對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很多成果屬於開創性的。先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為經濟史。受先生影響，我最初的學術興趣也可歸人經濟史範疇。1980年底發錶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的論文《關於東晉南朝時期的土斷問題》，就是這一類型的習作。這篇文章從選題到謀篇布局乃至遣詞用字，無不留有模仿先生文章的痕跡。《東晉南朝時期國傢戶籍、名籍中的各類人口》是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此文從戶籍、名籍的角度分析瞭國傢所控製的各類人口，進而對當時社會結構的某些特點進行瞭概括。這篇文章不但整體思路受先生啓發，而且有些提法還直接采用瞭先生的現成結論。因為篇幅較長，這篇文章一直未有全文發錶的機會。部分內容，曾以《略論東晉南朝時期的吏民》為題，在《j匕京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2期刊載過。從1981年至今，20多年過去瞭。現在看來，這篇學位論文略顯幼稚。學養的不足，使很多文獻材料未能囊括進來，特彆是關於簡牘、文書以及碑銘材料的缺漏，更是一個失誤。不過，如此文這樣係統地討論國傢控製的各類人口的論文，一直沒有見過，所以不揣簡陋，將它收入本書之中。

本書共收錄長短不齊的論文18篇，所涉及的專題比較廣泛，既有社會文化方麵的，也有政治、經濟方麵的，還有史學史、學術史迴顧以及人物評價等方麵的內容。正因為這一特點，故將本書定名為《魏晉南北朝史論閤集》。

從1987年起，我比較關注有關社會史的一些理論問題。在為山西教育齣版社齣版的《中國社會通史》撰寫的《總序》中，係統地介紹瞭自己的社會史觀。讀者如感興趣，可以參看。《六朝時期江南社會風氣的變遷》是運用這些理論思考、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現象的。文章發錶在1988年第2期《曆史研究》上，收入本書的是未刪稿，並改正瞭其中的一些錯誤。《魏晉南北朝時期流民問題的綜閤考察》，最初刊載於《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原題為《兩晉之際流民問題的綜閤考察》。這次收入本書的是修改稿。此稿不但進一步完善瞭關於“流民”的定義，而且將討論的範圍擴大到瞭整個魏晉南北朝。本文最大的創新點，是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對這一時期流民群體以及組織進行瞭分類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結構的更新》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與文化的互動》兩文，是在編著《中國文化通史·魏晉南北朝捲》(中央黨校齣版社2000年版)過程中的心得。關於政治史的論文，本書收入3篇：《兩晉前期的黨爭與武帝的對策》、《北魏初年都址的選擇及其對前期社會的影響》和《北魏明元、太武兩朝的世子監國》。這幾篇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吸納瞭政治學的營養，從而拓寬瞭史學研究的視野。如兩晉前期黨爭異常激烈，而晉武帝不但容忍朝廷存在派係鬥爭，甚至還有意識地製造和利用黨爭。原因何在?一般的史學理論很難解釋，而運用政治學的觀點和方法解析起來就很容易。這和王朝帶有極鮮明的大族聯閤政權色彩的特點密切相關。在皇權強大的時候，避免朋黨紛爭對皇帝集權和提高國傢機器的運行是有益的。但在皇權薄弱時期，中樞權力圈內存在兩派對立明顯優於一派突齣，這樣可以使他們互相消耗、互相製約，從而避免他們集中力量把矛頭指嚮皇帝，威脅先天不足、力量有限的皇權。

關於經濟史的論文，除前麵已提到的研究“土斷”和人口問題的兩篇論文外，本書還收入《東晉南朝官俸製度概說》和《魏末晉初的陂竭之害》兩文。這一時期官俸構成相當繁雜，除一部分以物質形式支付外，還有一部分通過力役的方式供給。職官俸祿的供給方式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是閤拍的。東晉南朝時期，自然經濟在人們經濟生活中居於主導地位，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並不發達。影響到官俸製度，就形成瞭以秩米和俸帛為主、祿錢為次的特點，甚至在實物不能充足供給時，遂采用職田形式，直接對勞動者進行榨取。職官的給力製度更是隨著自然經濟的抬頭，勞動者人身依附關係不斷強化而齣現的。

《皇甫謐研究》本是應中州古籍齣版社之邀，為《中國古代史學傢評傳續集》而作的。後來書不齣瞭，文稿被我投給《蘭州學刊》，發錶於該刊1988年第2期。這個以人物評價為中心的史學史課題，在研討過程中，我越來越對皇甫謐這個曆史人物産生敬佩之情。他頂著強大的政治壓力，拖著殘疾的病軀，在極端貧睏的生活條件下，完成瞭《帝王世紀》、《高士傳》、《郡國誌》等多部史著，以及《針灸甲乙經》等醫學名著。經過認真查找，我們發現皇甫謐有史可證的著述有十三種之多。《東晉時期陳郡謝氏三題》，雖然討論的是傢族史，但論文的基礎仍緣於人物研究。1994年，我曾投入很大精力研究謝安，並以此撰寫過長文《謝安年譜》。後來對謝安的係統研究因故被打斷瞭，隻寫成瞭這篇類似劄記的“三題”。

《二十世紀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是我應《曆史研究》編輯之邀，為《二十世紀中國曆史學迴顧》欄目而寫的一篇學術史迴顧。我的學生李傳軍為論文的完成，做瞭很多工作。除對文章的框架提供瞭有價值的意見外，他還寫瞭部分初稿。這篇文章極為簡略地梳理瞭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百年學術史。我們注意到，百年間中國曆史學經過瞭一個由純粹的傳統國學嚮具有嚴格學術規範的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蛻變。作為中國曆史學的一個斷代研究方嚮，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同樣鮮明地嚮我們展示瞭這一演進過程。在這一領域，史學大師陳寅恪的貢獻是劃時代的。他使得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轉型之初就起點很高。五六十年代，是以唐長孺、何茲全、周一良、王仲犖、馬長壽等人為代錶的史學傢全麵創獲時期。1980年代，田餘慶先生又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研究嚮縱深發展，確立瞭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和較為嚴密的學術規範。在新世紀之初，如何去做，纔不至於使寶貴的學術財富變成曆史的包袱?怎樣纔能在較高的學術積纍上實現新的突破?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提齣起碼有三個方麵的工作需要得到大力拓展。這就是，第一，注意對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第二，繼續深化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麵的研究工作；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實現學術創新。這些意見不一定正確，僅供讀者參考。

最後，我特彆要感謝研究生硃毅同誌，他在緊張的學習之餘，幫我校定瞭全書的所有論文。此外，還有研究生洪衛中、硃林芳、顧居、禹玲玲等同誌參與瞭本書的校勘工作，一並緻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