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德栋教授，1920年7月生于北京，满族。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建国后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至今。

1983—1984年获得美国路斯基金，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邀请，赴美讲学。1993年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定，获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

先生在大学任教的数十年中，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和梵文等课程。从1955年起培养研究生，1981年后又指导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进行“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课题的研究及论文撰写。

由于先生德高望重，他还被聘任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目录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满族现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国民间文艺辞典》、《民间文学大辞典》等，都设专目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先生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并能用满语和多种外文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他作为满族人，自幼受到满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本族语文，在满族文化研究、满汉文化交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早年搜集校订的满汉语混合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就是了解和研讨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宝贵资料。1946年至1947年，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则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鉴于满语文献在探讨近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他注意了满语文献的搜集、研究整理。如对1723年刊刻的图理深出使土尔虎特途径俄罗斯归来上书康熙的黄册所撰写的《异域录》满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校注，并写出了研究论文《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这是首次依据原始资料的满语文献，研究十八世纪初中俄关系史的论述，也是对《异域录》满文本的第一次介绍。1979—I980年，他参加《满汉辞典》的编纂时，曾前往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进行满语文与锡伯语关系的调查。1984年出版了他与人合作编成的《子弟书丛钞》，进一步对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继承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即使在十年“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他也没有停止对“满学”的研究，他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整理编成了一部《满文成语词典稿》。

先生是上个世纪40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他广泛运用语文资料，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提出个人见解，成一家之言。1942年于《佛学月刊》发表谈敦煌民间文学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了，《谈变文》 、《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 《变文目》等一系列论文。1982年周绍良、白化文编选《敦煌变文论文集》，收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自王国维以下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50余篇，仅先生的论文就收录了5篇之多，足见先生在敦煌俗文学研究开拓过程中的功绩。

先生对蒲松龄的研究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开辟了一方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为了满足人们艺术欣赏和探讨《聊斋志异》艺术影响的学术研究需要，先生以其独具的眼光，广为搜集资料，先后编成出版了《聊斋俚曲选》、《聊斋志异戏曲集》、《聊斋志异说唱集》、《聊斋志异话本集》 ，书之卷首，都载有反映研究成果的长篇前言。

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多个方面，但其核心还应是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研究，始自“五四”前夕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活动，而其体系的建立，实应从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俗文学史》算起。先生作为郑振铎的学生与朋友，一踏进学术的领域，便与民间文学、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在俗文学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先生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1958年初版、1960年重版、1983年新1版的《曲艺论集》，是先生曲艺研究的代表作。这本书收论文22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曲艺文学资料的蒐集和校订的文章，其中有的提供了珍贵的曲艺文学资料，有的对一些曲艺文学作品作了叙录、评价和整理，有的则属于书志学范围，介绍了某类曲艺文学的版本目录；另一类文章则是对曲艺文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其中有的考证曲艺文学作品用字命名的来源，有的探讨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源流和发展，有的阐述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体例。

关先生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早在1950年，他就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此后1959—1962年在同赵景深教授筹划下编校出版了“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先生出版了校序《挂枝儿》、《山歌》，以及《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理校订明代作家冯梦龙辑集的《挂枝儿》与《山歌》后所作的两篇序言都很长，合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本书。在两篇序言中，先生对这两种民歌形式的起源、流传、历代辑集的情况、冯本的特点、内容分类、作品的艺术特色等作了精到细致的分析，又特别对冯梦龙为民间文学、俗文学的贡献作出了大胆的评价，肯定了冯梦龙在搜集和编辑这类民歌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经历，对于重视俗文化及其文学作品的搜集者与研究整理者来说，又几乎是一种必备的条件，必经的历程。先生生长在学术气氛很浓、见世面机会很多的古都北京，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可供研读，读书期间更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工作以后，足迹遍于大江南北、祖国东西，视野更为开阔，读书所涉猎的面益宽广，向著名学者们问学的机缘又多，于是完全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学问的海洋。

他研究满族文学，熟悉本族语文，曾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翻译《满文老档》的工作，从中注意到其间引及“萨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况。正因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知识，他才能对满、汉语混合写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圆满的介绍和详尽的注释。他为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作出的注释一共有234条之多，《升官图》注释也有几十条。只是在经过了他这样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叶出现的这类所谓“满汉兼”的妙文为中外学人所知见、引录、论述。

他读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注意到郑先生在第十二章《弹词》里讲过的福州“评话”是弹词的论断，记住了郑先生提到的最负盛名的福州长篇评话《榴花梦》。当他有机会到福州工作的时候，耳闻目睹“福州流行的‘评话’，正与一般所说的弹词相同，不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类，而且它的体式也与某些弹词作品一样，多是全部以七言韵语组成，没有说白与唱词之分”。他就地访求，终于见到了相当数量的福建评话抄本和当年郑振锋先生“惜未得一读”、阿英先生所见不全的《榴花梦》抄本，就此写成了《李桂玉的<榴花梦>》。

他在《谈“落花”》的文章中，将《续高僧传》中提到的“落花”与流行在苏北一带和南京等地方民间佛教的经仟活动中唱的“散花”作比较，不仅引经据典，还直接引用僧侣的话说：“经会不会尚在其次，如多会这种东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师傅。”得出结论：“从‘散花’到‘落花’，逐渐形成为僧侣们谋生的一种技艺”， “内容并与佛教没什么关系，实是袭用曲艺”。常见人们或者鄙薄“故纸堆”，或者视典籍之外无学问，唯于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可见这种熔“故纸堆”与俗文化生活于一炉的大手段，庶几可以得到历史的真实。

建国以后，先生从事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教学，1954年和1955年作为当时课程的“生产实习”，他两度带领学生深入沂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两次实习印有《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册。这是新中国首次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田野作业活动的组成部分。

1983年，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他自己把此行变成了一个“读书”和“行路”的过程。行前他订研究计划中有:了解美国在东方学、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搜集散佚在美国的满学资料和中国俗文学资料。讲学是成功的，他的计划也完成了。他在美国搜集到的满学研究资料如:《聊斋志异》满文译者札克丹的末刊稿，《水游传》满文译本残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关系到《再生缘》作者研究而著名的《云贞寄外书》满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戏曲俗曲资料。与此同时，并注意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先生的文风也常使人耳清目明。如上个世纪40年代他作《变文目》，“每目除注明庋藏处、公刊处外，如学者于该目撰有论著，亦为注明”，仔仔细细辑出四十六目，给予当时研究者以极大的方便。他作《宝卷漫录》，注意《螳螂做亲宝卷》中有曲艺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以“动物、昆虫为角色敷衍故事”的特色；注意《菱花镜宝卷》不同于一般宝卷多宣传市民落后思想，而能“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注意《梨花宝卷》中前后两用的“曲词嵌药名的写法”；又注意了《双金花宝卷》“介绍了一段清末的莲花落曲词”。虽只漫漫写来，却不时点明文中的“眼睛”。所作《关于“十二时”》，连引文在内，不过千字出头，《关于“三仗鼓”》更短，全文不足300字，但都是真正的短小精悍，实有见地的文章。他辑集的几本资料性较强的书，序言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虽长而绝不空泛，象枝叶繁盛的大树，高大而充满生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为研究问题，不端学者的架子，也不摆学术论文的架子，这种实事求是的文风，很值得提倡和效法。

在先生的书房里挂着著名戏曲理论家任中敏先生于1982年85岁时为他书写的联语:“人言海水有时立，我信春光自此多。”春光正多，乐观常在,目前先生正根据多年以来搜集的文献资料，研究整理“满学”和“俗文学”论著。在学人生涯中，年逾八旬的关德栋教授还象一个年轻人一样活跃、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