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编辑：大时代歌姬） 《西滢闲话》是陈源通伯先生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理智的态度在那燥热失控的年代，不被人时人理解，被后人歪曲。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不同，他的态度带有某种超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他直述人民光喊打呀打呀却没一个敢上前，他讽刺左翼的虚伪（《报娘恩》）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实在超前。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不易实现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知音难觅。

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他每每一笔道出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这也是过度前期的中国给人的无可奈何。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著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从容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时耶？运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梁实秋先生称赞他那“费厄泼赖”的精神和宽宏之举。而鲁迅到死“一个也不宽恕”的做法，实在累人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