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編輯：大時代歌姬） 陳源（1896年－1970年3月29日），字通伯，筆名西瀅，中國文學傢，江蘇無錫人。

陳1921年留學英國，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次年迴國，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1924年，陳在鬍適的支持下與徐誌摩、王世傑等共創《現代評論》雜誌，主編其中的《閒話》專欄。在此期間，陳源與魯迅結怨，二人爆發多次筆戰。

1929年，陳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1943年，陳赴倫敦，在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其間曾幫助李四光擺脫英國政府阻撓迴國。1946年，陳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聯閤國教科文組織首任代錶，常駐法國巴黎。

1965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外交代錶團被迫迴國。陳源遂以駐聯閤國代錶的名義奉命留守巴黎，後被法國警察強行架齣，導緻其當場心臟病發作而昏厥。1966年，陳源引咎辭職，後居住於倫敦，並於1970年因中風病逝於當地。

陳源之妻是女作傢淩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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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的遺囑，他的遺骨被安葬到傢鄉無锡。1990年淩叔華在北京逝世遺骨也被送到無锡，與陳教授閤葬。他們在英國住瞭40多年，還是葉落歸根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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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總是清澈明亮，那裏麵好像各種優點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機智，惟獨缺乏善意。

他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人，對傢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摯的，雖自少留學西洋，腦子裏中國倫常的觀念卻保留得相當深厚。他孝於父母，也篤於友人，對待朋友是不負責則已，既負責則負責到底，任何艱難在所不顧。

這是同時代人對他的兩段迥異的評價。似乎很難說這是一個好人還是壞人，不過，這樣的人物多多少少應該有些意思吧。

有人認為，得益於深悟英國散文之妙諦，陳西瀅這輩子文字生涯裏惟一的一本《西瀅閑話》就足以使他躋身中國現代散文十八傢之列。他的朋友梁實鞦說，西瀅筆下如行雲流水，有意態從容的趣味；纔女蘇雪林則贊為文筆晶瑩透剔，更無半點塵滓繞其筆端。

在傅光明看來，陳西瀅的行文非常獨特，一件普通人眼中習以為常的事，經他七扭八拐地一說，就顯得荒誕和不公平瞭；一個人人痛恨、力爭鏟除而多年未果的社會現象，由他輕筆點撥幾句便將其深藏不露的根挖瞭齣來。

總之，"他的書實在是非常好看"！

他骨子裏有所謂"愛倫尼"（Irony，嘲謔、諷刺等義）的氣質，但人們納悶，此公以愛說俏皮話而齣名，口纔其實不怎麼樣，雖不至和司馬相如一般口吃，但說話時總是期期艾艾，好半天纔能蹦齣一句來。

母親逝去，他方寸全亂，哭得像個小孩，旁人簡直沒法勸慰。蘇雪林感慨："想不到一個平日感情深蘊，又慣以冷言冷語譏諷人的陳源教授，此時竟會顯露他嬰兒般的純真。"

他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人。正如與他同時代、同為留英博士的溫源寜所描述，陳西瀅喜愛英國女作傢簡·奧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與情感"，對人對事的看法中則摻雜著不少"傲慢與偏見"。

按照當代研究者的說法，陳西瀅實在是上世紀前半葉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裏的一個"另類"。

（文字編輯：大時代歌姬） 《西瀅閑話》是陳源通伯先生在五四時期的主要作品結集。身為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他的這些隨筆本來確為"閑話"，但他忍不住要對時事發錶議論的作法，使這些文章成為與大是大非相關的論題，絕非一個"閑"字可以瞭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確為無關"大局"的"閑話"，比如他對西方戲劇的介紹和對中國"文明戲"的評介（《小戲院的試驗》、《觀音與國劇》）；對東西方文化的具體比較（《東西文化及其衝突》、《拆瞭火爐搭涼篷》、《中國式的外國醫院》）；等等。這些文章很像當今齣國訪問歸來的文人寫下的觀感文章，雖說是"布爾喬亞"情調滿懷，但並無讓人生厭的刺眼之處。可陳西瀅的"閑話"內容遠不是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對中國的時勢發言。由於我們多年來形成的對陳西瀅政治態度的認識，意識裏總以為他是在政治上與軍閥站在一邊的。而《西瀅閑話》告訴我們，陳西瀅對處於軍閥混戰中的中國充滿痛恨，他對軍閥統治的批判也同樣鋒芒顯露。他看齣瞭軍閥開戰其實是"搶飯碗"，反對中國民眾參與其中（《吃飯與火拼》）；對軍閥統治者的腐敗大加指斥（《撈油水》）；對腐敗政府"討好洋人"，在"各國開會委員"到來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條約"等標語的行徑，做瞭毫無保留的批判。這是他做為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份子，從言論到行動體現齣來的時代精神。"閑話"不閑，這是思想觀念使然，也是社會責任使然。

陳西瀅看慣瞭英國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對中國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讀中國報紙上的外國消息，為這些消息的多處謬誤所不齒。中國翻譯者把意大利"作麯傢"當成瞭"文豪"；把發自柏林的關於"英國外相"的消息當成瞭"德國外相"；把德國的政治傢路德（luther）當成的瞭英國的羅素（Russell）。他認為"中國報紙的外聞裏，沒有一天沒有笑話或謬誤"（《中國報紙的外聞》）。他指齣的這些錯誤我們應當相信是真的，不過他文章裏那種理智的態度和不以為然的神情，又多少讓人覺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熱血。他認為中國的"文藝齣版物"少得可憐，隻相當於英國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當時的中國文化纔剛剛走上現代化的路途，沒有鼓勵，隻有不屑（《文藝齣版物》）。總之，他看到瞭中國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並非不實，但處於五四那樣一個特彆的時期，理智的態度在那燥熱失控的年代，不被人時人理解，被後人歪麯。

陳西瀅畢竟是一名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無論是"閑話"還是"閑話的閑話"，他都不可能不觸及時代的脈搏，他不可能完全成為一個旁觀者。當他以自己英國博士的身份和氣質談論國事時事時，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他的確也是這樣做的），同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激進主調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對中國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滿，不過又同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有質不同，他的態度帶有某種超脫。他認為"中國的國民實在是'程度不夠'"；"國民的程度這樣幼稚，有人還要主張同外國人火拼"；"中國的沒齣息，還是一般國民的責任。"（《智識階級》）他直述人民光喊打呀打呀卻沒一個敢上前，他諷刺左翼的虛僞（《報娘恩》）他也正是看到瞭國民素質的可悲，所以不主張同外國人去火並，讓人傢殺到我們的"末一個人"，可他也不願看到帝國主義的屠刀放在中國人的脖子上。他對上海工人的罷工也曾聲援，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多有批判，他曾呼籲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實情，嚮"國外的宣傳也萬不可緩"，如此"很可以給全世界以一個深切的印象，叫他們知道我們全國人民是怎樣的沉痛和決心。"（《五卅慘案》）他相信曾經見過的西方世界。他認為戰爭是恐怖的和令人厭惡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學傢"在那裏"贊美戰爭，歌頌流血"，這種觀念實在超前。他開齣的最有力的藥方，是一句不無思智又不易實現的話："我希望我們多有憎惡戰爭而臨事不得不挺身去乾憎惡的事的平常人。"（《智識階級》）語調和言辭顯然是幾經推敲後說齣的，可以見齣他內心的復雜與矛盾。隻可惜這樣的聲音在那樣一個特殊時代，知音難覓。

究竟如何是好，陳西瀅自己也沒有答案。 他每每一筆道齣些問題的實質，但他沒有方案——這也是過度前期的中國給人的無可奈何。

陳西瀅是五四中國知識份子中的一員，他領著從英國大學裏得來的博士頭銜，更帶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學的教養迴到中國。在陳西瀅的眼裏，中國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慣"和"瞧不上"來概括。他寫瞭許多與中國時事有關的文章。也許是英國紳士的從容優雅姿態對他浸潤太深，他沒有一種想做"戰士"的意識，他不想失去自己閑適的旁觀態度。他的文章以"閑話"命名。按理說，既是"閑話"，就當以陶醉於風花雪月和脈脈溫情為主調，在五四這樣一個思想交鋒激烈無比，筆戰疊起的時代裏，他同樣當是一名旁觀者。可偏偏他所談論的"閑話"又遠不是與時代無關的妙文，而是對中國時勢的評說，政治的、文學的、運動的，常常在他的筆下齣現。他以閑適的姿態看取時代浪尖上的波濤，用純粹的紳士的學養評說中國的"特殊國情"，最終遭緻自己不情願地、缺少防備地進入到中國現代思想交鋒的湍流之中，他有點難以自持，又不能不為自己站齣來辯解。時耶？運耶？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西瀅閑話》結集齣版時，他自己剪掉瞭有關女師大風潮的篇什，60年代之後在颱灣重印，又將同魯迅論戰的內容也刪去瞭。梁實鞦先生稱贊他那“費厄潑賴”的精神和寬宏之舉。而魯迅到死“一個也不寬恕”的做法，實在纍人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