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

杨英 著

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出版

开本：16开

页数：703页

定价：72元

ISBN：9787100061001

引言

第一章 滥觞：周礼对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定位及其深远影响

第一节 从《易》的象数思维到“礼”的数度思想

一 “礼”义之源——《易》的象数思维和数度思想

二 数度思想下的礼“仪”、礼“容”与礼典、礼乐

第二节 “礼”对中国古代早期宗教的改造考述

一 礼“义”对早期宗教观念的改造

二 礼“仪”对早期宗教行为的改造

三 礼“容”对早期宗教体验的改造

第三节 周代金石雅乐对上古乐舞的改造

一 周代雅乐以前的音乐情况

二 周代的乐律学成就——五音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及“和”的思想

三 周代金石雅乐的体系及其与礼典的配伍情况

四 从上古乐舞到庙堂之舞

第四节 周代郊天和祭祖礼考

一 郊天礼

二 祭祖礼

第五节“神道设教”与“治出于一”——周代王朝祭礼的格局与性质

一 “神道设教”的渊源和真实含义

二“神道设教”在王朝祭礼领域的体现——祈望和谐的礼仪

三 “神道设教”与“治出于一”——周代王朝祭礼的功能、性质

第二章 激变：“治出于二”——战国、秦吏政时代的祭祀和礼仪

第一节：“治出于二”——吏政与礼仪分离的滥觞

一 法、律、令的出现与“治出于二”格局的形成

二 “明堂月令”的理想对“治出于二”模式的设计

第二节 战国数术的发展和对神灵格局的影响

一 战国数术中 的“象”、“数”发展对“神明”内涵的影响

二 战国数术影响下的神灵格局

第三节 战国各诸侯国祭祀考

一 齐地“八神”

二 楚地诸神

三 秦国祀典中的诸神与当时的民间信仰

第四节 法家吏政影响下的秦朝国家祭祀

一 秦的“治出于二”对礼仪、祭祀事务的影响

二 秦朝的礼仪事务和国家祭祀

三 秦始皇的封禅和求仙

第五节 神仙家的产生

一 对万物构成的认识——“神明”和“精”“气”

二 从“道”的概念到“真人”思想、最早的内丹术

三 宇宙地理、博物知识和“药”的构想

四 数术、方技知识

五 巫术和杂祀

第三章 渐进和“复古”：西汉——从国家祭祀到系统王朝祭礼的演进

第一节 继承故秦——西汉初年的国家祭祀

一 汉初的雍五帝畤和陈宝畤

二 汉初长安祀官领有之祀

三 汉初的社祠

四 《汉书•地理志》所见汉初各地立祠

第二节 儒家对古典祭礼的传承与汉初律历、正朔的改作

一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祭礼的传承

二 汉初的正朔说和汉文帝的郊祀

第三节 汉武帝时期的礼仪和祭祀

一 兴礼、改正朔

二 山川河海之祀及雍五畤的衰微

三 太一、后土之祠的建立

四 其他杂祀与国家祀典的扩大

五 封禅

六 明堂

第四节 汉代经学、纬书中的象数之学对礼仪、祭祀事务的影响

一 董仲舒《春秋》学中的礼仪和祭祀

二 五经、纬书中的象数之学

三 五经灾异说及纬书数术中的神灵和祭祀

第五节 元、成、哀、平之际祭祖礼的改革

一 汉初至元帝时祭祖礼简况

二 韦玄成等改革祭祖礼

三 成、哀、平之际庙、寝、园的罢复和诸家之争

第六节 改革天地之祀及王朝祭礼体系的出现

一 王朝祭礼体系的出现

二 宣、元时期的祥瑞、杂祀和神仙方术

第七节 西汉的“治出于二”与礼乐制作

一 西汉“治出于二”的变化

二 “治出于二”与西汉的礼典之兴

三 西汉“乐”的制作

第八节 元始、新莽时期的礼仪和郊祀

一 元始年间的礼仪和郊祀

二 新莽代汉后的礼仪和郊祀

三 新莽年间的祷祠

第四章：定型：东汉“治出于二”的新格局下王朝祭礼的定型

第一节：东汉的礼乐制作与“治出于二”的关系

一 曹褒、张奋的制礼和失败——对“治出于二”原则的偏离

二 东汉物化礼乐制度的齐备

第二节 三雍的起建和《王制》中古礼的施行

一 明堂及宗祀先帝之礼

二 辟雍及养老、大射之礼

三 灵台及观云物、候气之法

四 封禅和巡狩

第三节《月令》中的礼仪、乡俗和巫术

一 《月令》中跟岁“气”有关的礼仪

二 岁时生产礼仪

三 《月令》礼典中的乡俗

四 东汉《月令》施行中的巫术

第四节 东汉国家祀典及郊天、祭祖礼

一 东汉国家祀典和郊天礼

二 祭祖礼

第五节 东汉王朝祭礼与民间宗教的正式分流

一 体系的分流——象数之学和“元气”思想的不同运用

二 理念的分流——立祀原则和神性的差异

三 实践的分流——礼典与方术之别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跟当初答辩时的博士论文比，它增加了将近一倍的篇幅，跟原来面貌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当时未及深入思考或尚未找着答案的问题在这数年的修改中得以深入，周秦两汉王朝祭礼发展的基本来龙去脉也总算有了交代，但它离我心目中最终廓清的境界仍然是有差距的，我知道这种差距将永远存在于自己落于文字的作品中，也是推进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当初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直至目前，研究“礼”者虽然日渐增多，但王朝祭礼却一直少有人问津。当初导师祝总斌先生听到我想选这个题目时，曾拿着《通志》问我想选择五礼中哪一部分，这暗示了这一领域的复杂繁难。我当然知道自己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龄、学养、心境离古“礼”都很遥远，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趣，而且，这种既有形而上内涵，又有具体细节的典制的研究对象恰合我之所好，于是便没有多虑地投入了对它的研究。

当我深入之后，才切实地感觉到了它的难度之大，我原先知识储备的欠缺、学养的匮乏在这过程中一次次暴露无遗。不过，本着“求知就是不断填补未知的那些漏洞”的认识，我开始了涉猎经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乃至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过程，这一跋涉对个人而言无疑不可能是轻松的，但凭着还算过得去的英语基础，凭着年少时期因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所打下的那么一点底子，我终于一点点地理清西方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礼”时所具有意义的程度，并尽量努力消弭自己在思维方式和知识水准方面跟古人的深刻隔膜（这是一个或许毕生难以穷尽的过程）。我开始明白古人的思维是一种“象数思维”，它在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世界和人自身的各种现象的同时，还建立起一种“数”的体系，各种在今人看来无甚关系的礼仪——皇帝贵族出行仪仗中旌旗的数目、官员命妇的衣饰品级和颜色、亲贵吏民守孝的天数、着服的等衰等等，正是凭着这种“数”的差别井井有条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构成古代礼仪的完备而精致的大厦。王朝祭礼正是这大厦中最隆重、最庄严、最具有形而上内涵的部分，若用源于西方时空二分式思维的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来研究它，对于考察它的细节当然是有用的，但总体说来，这些理论与中国古代的“象数思维”从根本的逻辑形式上说有重大差异，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一方尚难以用自己的所达到的成就衡量另一方的高下得失，对个人而言，与其在一知半解中评判优劣，不如在审慎中一点点努力以接近它的真实状况，以筚路蓝缕之心态等待来者，真能如此我已知足。

因此，我一点点考察，一点点思辨，一点点构建。这思辨通常是寂静的，它让我常常忘记光阴的荏苒和身边世事的变迁，让我用纯净的心情渴望真实，并用所接受的历史学专业训练一点点企及这种真实。讲到这里，我不能不感谢我1998至2001年在北大就读时，导师祝总斌、阎步克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和仔细指点，正是三年来始终如一的这种要求和指点让我摆脱原先仓荒无知的状态（对于人类既往所创造的知识总体而言，自己永远是无知的），知道扎实的考据应该怎样进行。不仅如此，祝先生的一言半语和处世心态，还每每让我顿悟，让我感觉到高低贵贱、顺逆宠辱背后的了无意义，我在感恩之余衷心地希望先生健康长寿！而阎老师那种灵动自在的思维方式，同样不需要很多言语，就足以让我体味“阳光下的自由”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些都让我长进，让我感觉到谦卑、缄默和寂静背后的美好和智慧，让我在“玄而又玄”的状态下仔细体味周围每一个人身上各异的光芒；让我在面对既往和将来可能有的各种起伏，以及周围现存的各种差异时保持稳定和平静的心态，正是这些在滋养我，让我在如照镜子般看见人间种种缺憾和劣势的同时，清晰地感觉到希望和完美确实在每个人的心间存在，它们如同一缕缕淡淡的、温暖的阳光，构成了由古至今从未过时的梦想——祈望和谐。

来历史所之后，朱大渭先生在个人微轻无果之际给予了重要的鼓励，刘驰、梁满仓、卜宪群、杨振红、孙晓、马怡、侯旭东等先生，或惠赐大作、或无私点拨，他们给予的帮助和启迪实非片言只语所能表达！秦汉史研究室的年轻同仁宋艳萍、邬文玲、赵凯、戴卫红等，他们的灵性和活力亦让我深受熏陶，师妹庄小霞无私地帮我复印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写到这里，我已不能不向我的丈夫——著名文物考古和青铜器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先生致以最深沉的感谢！十多年来，他对我从无改变的支持、鼓励和慰籍让我永志不忘！他对我所有的付出我都将终生铭记！此刻他虽已缠绵于病榻，但正如彼此所知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是不变的承诺。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即使我再怎样游历四海，再怎样目睹高端，他们都将是我永远无法忘怀和永远感激的人。

此外商务印书馆的丁波先生，为此书的付梓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亦深表感激！

最后以裴多菲小诗一首，与同志者共享：

毕生事业，一言了之；

更残人静，歌哭自知。

杨英2008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