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專傢，專長為唐代財經問題，並涉獵法製史，目前在臺灣提倡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研究、敘述史學與歷史書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係暨史學研究所專任教授，曾任佛光大學歷史學係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係兼任副教授。著有《劉獻庭》（1978）、《曹操》（1980）、《魏晉自然思想》（1981）、《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傢訓》（1981）、《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1999）、《入侵臺灣：烽火傢國四百年》（1999）、《颱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2003）、《鐵麵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2007）等。

文人傳統的低稅理想，遇上瞭財政告急的國傢需求。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中國帝製長達二韆二百年，此期間社會最大的組織體非官僚體係莫屬，由文官所組成，聽命於作為國傢領袖的帝王。帝王在理論上要拍版定案國傢的大政方針，但實際上，他要靠文官集團的文官頭（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長來為他齣主意、擬旨。倘若皇帝有所堅持，而宰相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又與皇帝不同意見，就陷入皇權與官僚體係的衝突深淵。衝突的結果必未皇權一定贏，多半情形是雙方互有勝負。

中國官僚體係的組織本質從秦、漢帝國創造以來就是通纔型的，不料運行到唐代時，會往一個局部性專業性方嚮轉摺。這是國傢／君主為瞭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所產生的歷史現象。唐代財經技術官僚所憑藉的財經學術專業資源，來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經驗，包括《管子．輕重篇》、《史記．平準書》及《塩鐵論》這三個理財文本。但這個財政學知識到瞭此時，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因此就產生創新的空間，但也遭遇阻力。

這個阻力是一個文化價值理念叢。這個理念叢有其積極麵，也有其消極麵。在積極麵上，它不允許橫徵暴斂型的理財傢；但它的消極麵卻是，在不分青紅皂白的情況下，連有創意的財政政策也被無情地打壓成橫徵暴斂一族。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逐漸竄升，達到國傢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然不許開拓商稅這一稅源，這就與橫徵暴斂理財傢這個混世魔王的為害社會沒有兩樣瞭。

但終究專業技術官僚還是不為通纔型官僚體係所容，並搞得內部烈火焚天，百多年來穩定不下來。皇權因素、官僚體係自主性因素、財政學升級版因素，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因素等，全部糾結在一塊，因而譜齣瞭財經技術官僚雛型齣現與文化政治這幕歷史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