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中国思想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安靖如（Stephen C.Angle）

页数:337

译者:黄金荣、黄斌

出版时间:2012-3

价格:48.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300148144

丛书系列:政治哲学丛书

具体描述

本书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分别探讨了中国是否具有独具特色的权利思想，以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中西方进行权利对话是否可能的问题。本书结合宋明以来中国儒家思想与19世纪后中国权利概念和权利话语的发展历程，以大量的思想史材料证明，中国始终存在一种与自身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且基于自身需要而产生的独特权利话语，但这种特色并不会也不应妨碍中国与西方在权利话语方面进行密切交流和对话。本书认为，跨文化的权利话语对话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只有具有各自独特权利话语的中西方国家都对此持开放态度，权利对话才能成为跨越彼此观念隔阂的桥梁。

作者简介

安靖如 (Stephen C. Angle)，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博士，现为美国维思里安大学 (Wesleyan University) 哲学系教授；2006－2007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著有《人权与中国思想》、《中国人权读本》、《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及二十余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儒家伦理和政治哲学、德性伦理学、宋明理学、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及比较哲学方法论等。

目录信息

前言与致谢
人物表
第1章 导论
1．1最近的历史
1．2目前的方法:洞见与局限
1．2．1多元主义
1．2．2普遍性
1．2．3“厚实”与“单薄”
1．2．4对话与变革
1．2．5历史与儒家思想
1．3关于本书的内容
第2章 语言、概念与多元主义
2．1各种概念
2．1．1语言与概念
2．1．2迈向整体性理论
2．1．3一种共同的实践
2．1．4客观性
2．2概念的距离
2．2．1交流的中断
2．2．2由词来说话
2．3多元主义
第3章 多元主义的后果
3．1我们自身的价值观
3．2静态的态度
3．2．1忽略
3．2．2压制
3．2．3适应
3．3动态的接触
3．3．1实用主义的分歧
3．3．2实质性接触
3．4多样化的策略与分裂的共同体
第4章 新儒家思想向合理欲望的转变
4．1新儒家思想反对欲望?
4．2包容欲望
4．2．1黄宗羲
4．2．2陈确
4．2．3顾炎武
4．2．4戴震
4．3结论
第5章 19世纪的渊源
5．1国际法的翻译
5．1．1《海国图志》
5．1．2丁韪良的《万国公法》
5．2洋务运动
5．3日本
5．3．1翻译
5．3．2儒家、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与官僚
5．4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主义者
5．4．1改革的传统
5．4．21898年前的民权
5．4．3个人权利？
5．4．4张之洞
5．4．5来自香港的声音
5．5结论
第6章 20世纪初的活力
6．1梁启超与耶林
6．1．1求诸“历史”？
6．1．2耶林为权利和法律而斗争
6．1．3梁启超与权利
6．1．4“权利”与法律
6．2刘师培的“权利”概念
6．2．1私利
6．2．2合理的能力
6．2．3引申
6．2．4权利与义务
6．3结论
第7章 1949年以前的变化、延续与合流
7．1陈独秀
7．2高一涵
7．3合流：杜威
7．4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
第8章 保持特色与继续接触
8．1权利与利益
8．1．1将权利视为受保护利益的西方权利理论
8．1．2中国人的利益
8．1．3接触
8．2权利与和谐
8．2．1西方理论中的冲突与和谐
8．2．2中国人的和谐
8．2．3赢得和谐
8．3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
8．3．1复杂的现实
8．3．2分析与接触
第9章 结论
参考书目
词汇表与索引
译者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人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西方舶来的观念，它对东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过去的100年中，东方不断尝试将人权观融入其价值体系中，却每每以失败告终。 一个伟大的理想，为什么和另一个伟大的传统如此不匹配？为什么善良的愿望，最终变成了动荡与苦难的历程？ 在这个磨合的过...

人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西方舶来的观念，它对东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过去的100年中，东方不断尝试将人权观融入其价值体系中，却每每以失败告终。 一个伟大的理想，为什么和另一个伟大的传统如此不匹配？为什么善良的愿望，最终变成了动荡与苦难的历程？ 在这个磨合的过...

人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西方舶来的观念，它对东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过去的100年中，东方不断尝试将人权观融入其价值体系中，却每每以失败告终。 一个伟大的理想，为什么和另一个伟大的传统如此不匹配？为什么善良的愿望，最终变成了动荡与苦难的历程？ 在这个磨合的过...

人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西方舶来的观念，它对东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过去的100年中，东方不断尝试将人权观融入其价值体系中，却每每以失败告终。 一个伟大的理想，为什么和另一个伟大的传统如此不匹配？为什么善良的愿望，最终变成了动荡与苦难的历程？ 在这个磨合的过...

人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西方舶来的观念，它对东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过去的100年中，东方不断尝试将人权观融入其价值体系中，却每每以失败告终。 一个伟大的理想，为什么和另一个伟大的传统如此不匹配？为什么善良的愿望，最终变成了动荡与苦难的历程？ 在这个磨合的过...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启发是，理解“人权与中国思想”并非是简单的概念嫁接，而是需要深入挖掘中国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演变。作者在书中对“民”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强调“民为邦本”，但这种“民”的概念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化的、服务于国家统治的工具，而非现代人权意义上的具有自主性和权利的个体。然而，作者也并没有因此否定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民”的关怀，他深入分析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等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对民众福祉的某种程度的重视。他认为，这种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虽然在形式和程度上与现代人权有所不同，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对生计、安全和安宁的追求，与人权的基本诉求是相通的。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理解也十分有意思，作者认为，“道”的追求不仅仅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而这种对理想秩序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人权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有序的社会状态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同时指出了，“道”的追求也可能带有某种超验的、非制度化的特征，这与现代人权强调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保障有所区别。他对中国近代以来围绕“人权”展开的政治辩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了不同派别在理解和实践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共识，以及这些分歧和共识如何塑造了中国当代人权话语的复杂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人权与中国思想”这一话题时，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敬佩的批判性思维和历史同情。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落后和压抑的，而是深入挖掘了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例如，在探讨中国传统中对“父慈子孝”的强调时，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其视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而是深入分析了“慈”与“孝”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中国家庭伦理中的意义。他指出，虽然“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慈”的存在也为父子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和对个体情感的关怀。他同时也敏锐地指出，这种家庭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临挑战，以及如何在保留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引入更加强调个体平等和自主的理念。书中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无为而治”的讨论也颇具启发性，作者认为，“无为而治”并非完全不作为，而是强调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这与人权所要求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他同时指出了，“无为而治”也可能导致对社会问题的忽视，以及对必要的改革和行动的规避。他对中国近代以来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思想争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了不同思想家在理解和实践这些概念时所经历的艰难探索和观念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塑造了中国当代人权话语的复杂性。

这本书最令我着迷之处在于其对中国思想精髓的挖掘和解读，以及作者如何将其与现代人权理念进行对话。他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一个僵化的整体，而是展现了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发展性。作者深入探讨了诸如“天人合一”、“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重要概念，并分析了它们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它们与现代人权理念之间的潜在联系。例如，他对“仁”的阐释，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的道德修养，更是将其延伸到政治治理和社会公正的层面，探讨了“仁政”思想如何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核心，以及这种思想在理论上如何为保障人民的基本福祉提供了思想资源。他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了，这种“仁政”思想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例如其高度依赖统治者的自觉性和德性，以及可能忽视制度化的权利保障。作者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虽然中国传统政治强调“民本”，但这种“民本”与现代人权强调的个体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存在显著差异。他通过梳理历史上的“民变”和“民怨”，以及不同思想家对“民”的论述，展现了中国民众在历史上如何表达对统治者不满和对公平的诉求，以及这些诉求如何在中国思想中得到回应和转化。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使得作者的论述既有宏观的视野，又不失微观的严谨。他对中国近代以来接受西方人权思想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理解和引入人权概念时所经历的艰难探索和观念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塑造了中国当代人权话语的独特面貌。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涤荡，它让我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传统思想与人权之间的复杂互动。作者在书中并非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通过深入的分析和辨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在人权认知上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基因。例如，他对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乐”的阐释，认为“乐”的追求不仅仅是感官的愉悦，更是精神的升华和社会的和谐，这与人权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和发展性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他同时也指出，“乐”的追求也可能带有某种集体的、非个体的特征，需要与个体自由和多元发展相结合。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作者认为，“气”的运行与个体的生命力和社会的活力息息相关，而人权所追求的解放和赋权，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激发个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同时指出了，“气”的运行也可能带有某种神秘性和非理性，需要与更清晰的制度和规则相结合。他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分析也引人深思，他认为“法家”思想强调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性，这与人权所要求的法治和权利保障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法家”思想可能存在的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压制。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思想与人权的关系。它不是简单地将两者进行对立或统一，而是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那些能够与现代人权精神相契合的元素，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辨析。作者在书中对“礼”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礼”不仅仅是社会规范，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和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他人尊严的尊重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与人权中强调的相互尊重和规则意识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但他同时也指出，“礼”的这种规范性也可能带有等级色彩，并且其执行的强制性也需要审慎对待。此外，作者对“孝道”的讨论也引人深思，他分析了“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如何塑造了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并探讨了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孝道”，使其能够与个体自由和权利相协调。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与“同”的辨析也十分精妙，作者认为，“和”的追求并非是取消差异，而是求同存异，实现和谐共处，这与人权所倡导的多元共存和相互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同”则可能意味着抹杀个体差异，趋向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权对个体性的尊重有所冲突。作者通过对这些中国传统思想的细致解读，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处理人际关系、社会秩序和个体价值方面的独特智慧，同时也为理解中国在人权发展道路上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他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提出的“民权”和“人权”概念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这些概念在引入过程中如何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中产生独特的表现形式。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次相当深刻的智识冒险，虽然它探讨的是“人权与中国思想”这样一个看似宏大而复杂的议题，但作者以一种令人惊叹的细腻和严谨，将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关照巧妙地融为一体。首先，它并非简单地将西方人权概念套用到中国语境，而是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本”、“仁爱”、“礼乐”等观念与现代人权精神之间可能存在的共鸣与张力。作者对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的梳理，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解读，更是对这些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演变和影响力的考察。他没有回避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存在的对个体权利的压制性元素，例如强调集体利益、等级秩序等，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在这些看似与现代人权不符的观念背后，如何能够寻找到对个体尊严和基本福祉的关怀，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些观念如何被解读和实践。比如，对于“仁”的阐释，作者并未止步于其抽象的道德呼唤，而是追溯了它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如何转化为对百姓的责任，如何影响了统治者的治理逻辑，尽管这种责任和逻辑与现代人权有着显著差异。书中对于“礼”的讨论也同样发人深省，它并非仅仅是繁琐的礼仪，而是包含着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规范，以及由此衍生的相互尊重和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人权作为社会契约一部分的核心要义。作者在分析中表现出的辨析能力令人称道，他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历史语境下的特定含义与现代语境下的普适价值，避免了概念的混淆和简单的二元对立。他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对人权问题的不同解读和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从古代的“民贵君轻”到近代的启蒙思潮，再到当代的社会变革，都融入了对中国思想内核的探讨。这种层层递进的分析，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在人权认知上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基因。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思想与人权的关系。作者并非一味地推崇西方人权概念，也并非一味地否定中国传统思想，而是努力在两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他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义”的观念，认为“义”的追求不仅仅是个人品德，更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责任和正义的体现，这与人权中强调的公平和正义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他同时也指出，“义”的实践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功利性，需要与更普遍的权利保障相结合。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理”的理解也十分有意思，作者认为，“理”的追求不仅仅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而这种对理想秩序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人权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有序的社会状态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同时指出了，“理”的追求也可能带有某种绝对性和强制性，需要与个体自由和多元价值相协调。他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分析也引人深思，他认为“礼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和谐，这与人权所倡导的有序社会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他同时也指出了，“礼乐制度”可能存在的等级森严和对个体创造性的压制。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人权与中国思想”这一话题时，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敬佩的平衡感和批判性。他并非一味地赞扬或否定中国传统思想，而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深入剖析其复杂性和多面性。例如，在探讨中国传统中对“家国天下”的强调时，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其视为对个人权利的压制，而是深入分析了“家”在中国文化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意义，以及“国”在中国民众心中所承载的社群认同和共同体责任。他指出，这种对集体和家国的认同，并非完全排斥对个体的关怀，而是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来理解和定位个体。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并没有回避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专制主义、等级制度以及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而是通过对比和分析，揭示了这些因素与现代人权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例如，关于“君臣父子”的伦理框架，作者深入探讨了它如何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人际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可能对个体自主性和权利保障带来的挑战。但他同时也指出，即使在这种压抑性的结构下，也存在着对“冤屈”的呼唤，对“义”的追求，以及对统治者“德政”的期待，这些都构成了对绝对权力的一种内在制约和道德追问，尽管这种制约和追问与现代法治下的权利保障有所不同。作者在引用大量史料和文献的同时，也善于运用现代社会学的视角和哲学思辨，使得他的论述既有历史的深度，又不失现实的意义。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潮，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后来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和本土化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了这些思潮如何影响了中国对人权概念的理解和接纳，以及其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反复。

让我深受触动的是，作者在书中展现出的那种对中国文化根基的尊重，以及他如何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处理“人权与中国思想”这一敏感议题。他并非一味地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而是努力在其中寻找那些能够为现代人权提供思想启示的积极因素。例如，他对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慎刑”和“恤刑”的论述，以及对“冤狱”的反对，都揭示了中国古人对于公正和避免无辜者遭受不公的关怀，尽管其保障机制与现代法治有所不同。他指出，这种对“刑”的审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生命和尊严的重视，这与人权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同时，作者也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仁爱”和“同情”的理念，他认为这些理念能够为构建一个更加富有人情味的社会提供道德滋养，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关怀。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些情感性的关怀需要与制度化的权利保障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个体的尊严和权利。书中关于“正名”的讨论也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正名”不仅仅是语言的规范，更是对事物本质和社会角色的界定，它暗示了一种对秩序和合理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人权要求的公平和正义有着潜在的联系。他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分析了这种情怀如何促使他们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人权和公共利益进行呼唤和探索，以及这种“情怀”在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下的演变和挑战。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它让我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人权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回避中国传统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例如对等级秩序和集体利益的强调，但他同时也努力寻找这些观念背后所蕴含的对个体尊严和基本福祉的关怀。他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的观念，认为“德”的追求不仅仅是个人修养，更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责任和义务的体现，这与人权中强调的社会责任和对他人的尊重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这种“德”的实践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而非制度化的保障。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中庸”的理解也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中庸”的追求是一种平衡和和谐，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人权所倡导的尊重差异、求同存异的精神。他同时指出了，“中庸”的实践也可能导致对极端情况的忽视，以及对必要的改革和突破的规避。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士”的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分析了这些“士”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对人权和公共利益进行呼唤和探索，以及这种“精神”在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下的演变和挑战。

大一的reading拖到大四才读完，果然是学渣啊

大一的reading拖到大四才读完，果然是学渣啊

按需。

花了整整一周时间，终于读完。虽然翻译有点儿糟糕，一个挨一个的破折号，虽然作者有点啰嗦，至少说了一百遍“我后面将会谈到”。但与狄百瑞的粗疏比起来，安靖如还是要精细得多。无论方法还是内容都颇具启发性。

引入布兰顿的语言哲学思想作为框架讨论中国的“权利”概念。我们官方总是以多元主义来包装自己的“孤立主义”以否认外界的批评，但这也使其自身丧失了对外界评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