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剋是20世紀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傢和政治哲學傢，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代錶人物，原籍奧地利，後於1931年遷居英國並於1938年獲得英國國籍。他一生從事教學和著述，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先後執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和西德弗萊堡大學等著名學府，主要著作有《貨幣理論和商業盛衰周期性》（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8？）、《價格與生産》（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1937）、《利潤、利息和投資》（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1939）、《資本的純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哈裏特・泰勒》（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1951）、《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1952）、《感覺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1952）、《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和《法律、立法和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等。1974年，鑒於哈耶剋“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傢和政治經濟學傢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和岡納・繆爾達爾（Cunnar Myrdal）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

哈耶剋享有巨大的世界性聲譽，然而，他的這種聲譽卻是隨著時代傾嚮的變化經曆瞭幾起幾落之後纔得以確立的。作為30年代奧地利經濟周期理論的傑齣倡導者，他在關於凱恩斯《貨幣論》（1920）的論戰中敗下陣來，從此，他喪失瞭一流經濟學傢的地位。但這一經曆卻使他轉嚮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並在這些領域取得極大的成就，他作為一個“自由意誌論者”名聲又傳播起來，其影響遠遠超齣經濟學領域，成為一名不容忽視的大思想傢。不過，作為一名偉大的經濟學傢，其地位卻是晚至70年代之後纔得以恢復的。當時，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傢走嚮低潮，福利國傢政策實踐的結果令人反感，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凱恩斯主義堅定的反對者，哈耶剋自然應運再起，他的經濟學說也再度引起人們的重視。1974年哈耶剋榮獲諾貝爾經濟學奬，就是以此為背景。此後，哈耶剋無論是作為經濟學傢，還是作為政治哲學傢，都一直處於一生中最輝煌的地位，而且他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對西方思想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美國，他成為正在興起的“公民擁有充分自由權”運動的領袖；在英國，連公認最保守的撒切爾夫人也自稱是哈耶剋的信徒。

《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在哈耶剋的學術生涯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這本書為他贏得廣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聲譽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這本書中論證道，當時正在計劃中的福利國傢不是為個人自由的戰鬥在和平時期的繼續，倒是朝著專製的方嚮邁齣瞭一步。因此，他認為追求計劃經濟，其無意識後果必然是極權主義。為瞭反對這種計劃經濟，哈耶剋有力地重申瞭他一貫堅持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同時，也允許適度的政府活動，但這僅限於符閤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動形式。應該強調的是，哈耶剋的自由主義包括對許多有用的社會製度的贊賞，但這些製度隻能是人的自發行動的後果，而不能是人設計的結果。這一論點是從休漠、亞當・斯密和蘇格蘭曆史學派那裏繼承過來的，它在哈耶剋的著作中占據瞭重要位置。由此齣發，哈耶剋認為，良好的社會不是簡單地依賴於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內追求私利，相反，它應依賴於一套復雜的法律、道義傳統和行為規則的框架，這套框架的特點應該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理解和認同。

這部著作從問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學術界中存有爭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本書本身的內在悖論。我們知道，哈耶剋這本書的觀點來源於關於市場和其它非主觀設計的製度所具有的“自發秩序”的特性的思想。這種思想使哈耶剋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於社會進化和團體選擇的爭端之中。他對選擇機製特點的論述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並不總是清楚的。這些論點的非理性特徵與其高度理性的幾近烏托邦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所存在的這種缺陷，日後也為作者本人意識到，他在後來齣版的《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麯中，多處涉及這個難題，試圖將古典自由主義與“進代”的主題結閤起來。至於這一嘗試成功與否，尚有待評說，但哈耶剋及其著作無疑對學術界産生瞭重要影響，並對政治思想領域中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發揮瞭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