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中收錄瞭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大傢的雜文。他們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識，站在平等、獨立的角度，體現瞭他們愛的博大情懷。同時文章的字裏行間充滿瞭幽默感，這些幽默包孕著慈愛與溫馨，包含著苦澀，這樣的幽默，豐厚而不輕飄，既耐品位，又引人深思！

　　自從中國大門打開以後，我們就開始說“東”道“西”。

　　而且不停地“說”———從上世紀中葉“說”到現在，恐怕還要繼續“說”下去，差不多成瞭“世紀性”甚至“超世紀性”的話題。

　　而且眾“說”紛紜。你“說”過來我“道”過去，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不曾就這個“永遠的熱門”發錶過高見，與此相關的著作不說“汗牛充棟”，大概也難以計數;至於普通老百姓在茶餘飯後乘興發錶的妙論，更是隨處可聞，可惜無人記載，也就流傳不下來。

　　流傳下來的，有體係嚴密的宏文偉論，也有興之所至的隨感。盡管仍然是知識分子的眼光，但因為是毫不經意之中“侃”齣來的，也就更見“真性情”，或者說，更能顯齣講話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說“東”道“西”之時的心態、風貌與氣度。這，也正是我們的興趣所在;與其關心“說什麼”，還不如關心“以怎樣的姿態”去說———這也許更是一種“文學”的觀照吧。以此種態度去讀本集中的文章，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識，由此而産生的恢宏的眼光，人類愛的博大情懷。周作人寫過一篇題為《結緣豆》的文章，說他喜歡佛教裏“緣”這個字，“覺得頗能說明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卻更帶一點兒詩意”;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全球意識”，就是對自我（以及本民族）與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間所存在的“緣分”的發現，這種“發現”是真正富有詩意的。隻要讀一讀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寫的《緣日》、《關於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難體會到，他們那一代人從民俗的比較、研究中，發現瞭中國人、中國文化與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內在的相通與相異時，曾經産生過怎樣的由衷的喜悅，那自然流露的會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傢例如魯迅那裏，他從“中國（中國人）”與“世界（世界民）”關係中發現的是“中國（中國人）”“國粹”太多（也即曆史傳統的包袱過於沉重），“太特彆，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從而産生瞭“中國（中國人）”如不事變革，便“要從‘世界人’中擠齣”的“大恐懼”（《隨感錄·三十六》），這種成為“世界（人類）孤兒”的孤獨感與危機感，同樣是感人的。而擁有這種自覺的民族“孤獨感”的，又僅僅是魯迅這樣的少數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民族的大多數仍沉溺於“閤群的愛國的自大”的迷狂，先驅者就愈加陷入孤獨寂寞的大澤之中，如周作人所說，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廟會時擠在潮水般的人叢裏，特彆像是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著”。我們前麵所說與世界人“結緣”的喜悅裏其實是內含著淡淡的、難以言傳的哀愁與孤寂之苦的。我們說“人類意識”的“博大情懷”，原是指一種相當豐富、復雜的感情世界：人類愛與人類憂患總是互相糾結為一體，這其間具有深厚度的“詩意”，是需要我們細心體味，切切不可簡單化的。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前輩人在說“東”道“西”時所顯示的平等、獨立意識。如魯迅所說，這原本也是中國的“國粹”;遙想漢唐人“多少閎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隻有到瞭近代，封建製度“衰敝陵夷之際”，這纔神經衰弱過敏起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瞭（《看鏡有感》），魯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聲疾呼，要恢復與建立“民族自信心”，這是抓住瞭“要害”的。讀者如果有興趣讀一讀收入本集中的林語堂的《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傅雷傢書》的選錄，自不難發現，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點是：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麵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們各自的獨立“個性”都應當受到尊重。因此，作者纔能以那樣平和的語調，灑脫的態度，對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優劣得失，作自由無羈的評說。這裏所持的“人類文化”的價值尺度與眼光，並不排斥文化評價中的民族意識，但卻與民族自大、自卑（這是可以迅速轉化的兩極）的心理變態根本無緣，而錶現齣更為健全的民族心態：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價值;又自重，絕不以否定或攀援彆一民族的文化來換取對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開承認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麵嚮世界文化開放，一麵又不斷進行自我更新的態勢。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個民族振興的希望所在。近年來，人們頗喜歡談“傳統”;那麼，這也是一種“傳統”，是“五四”所開創的“傳統”，我們應該認真地加以總結與發揚，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