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安徽中医学院张笑平教授主编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思路与方法》(安徽科技出版社，第1版，1999)，感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既提出中西医结合诊治思路，又通过临床实践示人以具体方法，对中西医结合临床水平的提高、对中医现代化和西医学习中医都有所启发。

本书在“绪论”中，分别探讨了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源流、根据、意义和应用形式。作者对病、证、症，辨病、辨证，辨病施治和辨证论治、“病与证”、“症与征”、“辨证与辨证论治”、“辨病与辨病施治”等问题作了历史回顾，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指出，《金匮要略》大多数篇目冠以“病脉证并治”五字，其含义是诊断上做到脉症合参、病证并辨，治疗上或从证或从病制宜。又举“百合病”、“疟病”为例，张仲景就已经把辨病施治与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是在辨病施治的基础上复加辨证论治。作者指出，从西晋至民国的1600多年间，除明代吴又可创立的“戾气”学说和《肘后方》、《千金要方》中的少数闪光点之外，辨病施治停滞不前。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医的全面渗透和中西医结合的不断发展，中医原有的病证结合诊治方法不仅得以重新提出并备受重视，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延伸出中西医病证结合诊治方法，形成两种方法并存的局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北京岳美中教授倡导中医病证结合诊治，指出“目前中医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不辨证论治，只强调专方专药；一是只强调辨证论治，随证下药。两者均有所偏”，认为“中医治病必须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上海姜春华教授则看重以上两种病证结合的诊治方法，认为“西医喜欢寻找有效方剂、有效药物，希望能找到治疗某一个病的有效方药，因此努力于‘为病寻药’；中医则强调辨证论治，用辨证的方法来用药，不喜欢一病一方。个人看法，两者不能偏废。”又说，“中医除掉以西医的病为主体外，还要根据中医辨病的原则去辨病，同时也根据中医辨证精神去辨证。”

本书作者的观点则是：中医重视的是证而非病，且病多为证之换称，真正能称病者比较少见，以致中医辨病的范围有限，涉及病种不多，所用方法与辨证缺乏实质性区别，远不如西医辨病那样具有普遍、客观、准确、深入的意义。然而，西医辨病又非完美无缺，特别是西医辨病所选用的特效药物多为化学合成，非但毒副反应日趋普遍和严重，而且常常顾此失彼。作为立足整体认识疾病并主用天然药物实施治疗的中医，如能在辨证的同时进行(西医？)辨病，在病、证双重诊断的指导下来设计和实施中医的治疗，无疑有助于深化认识，拓展思路，提高诊治水平。

接着，作者分析了中西医并存现象、西医无法取代中医的原因。进一步阐述了中西医学在实践中的互补性，认为辨病施治可补辨证论治之不足——可消除辨证的不确定性，可拓展辨病的视野；辨证论治也补救辨病施治之不足——可为辨病昭示无病可辨之证，辨证论治又可为辨病施治昭示立足整体的重要性。因此得出结论，辨病施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诊治水平，深化对病证的认识，拓展治疗思路，加速诊断与疗效标准的制订，有利于促进中医现代化的进程。其应用形式有三：“据证参病治疗”、“据病参证治疗”和“舍病从证治疗”。

在包括“发热”、“中风”、“昏迷”、“胸痛”、“心悸”、“水肿”等35个证候、症状的“各论”中，作者运用上述观点，按“原发疾病分布”、“病因病机”、“临床特点”、“诊断”(包括“辨证要点”、“辨病要点”等)、“治疗”(包括“分证论治”、“据病用药”)、“护理”和“附录”(包括按语、病案举例)，共7项内容，逐一详细阐述。由于作者列举大量临床实例，使其学术观点与临床密切结合，读来给人启迪。如一唢呐演员患腰痛多年，多处求治，几乎用遍“腰痛”的主要治法，久治不效。作者为其诊治时问诊与体检无新发现，于是从辨病角度选用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超声波检查发现其为肾下垂，遂改断其证为“中气下陷”，以“补中益气汤”出入，服10剂腰痛顿减。类似案例甚多，使本书的临床实用性大为增强，对启迪临床中西医结合思路大有裨益。 (李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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