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英文名為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揚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區》)，是英國旅行傢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在中國的遊記，這是她在長江流域及川藏地區進行瞭實地考察，嚮英國教會和商業集團提供的關於大不列顛這片“勢力範圍”的第一手信息。譯者將其名為《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意在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本百年前的老書，內容涉及到中國的晚清社會。

晚清社會是中國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嚮近代工業社會轉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正逐漸改變，從本書中可以看到，雖然在長江中、上遊地區自給自足的經濟仍是主體，而長江下遊尤其是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比重正不斷增加，銀行、信貸、金融保險等商品經濟的保障係統已很發達，上海已經是個東方的金融之都，“處於世界最大商業中心之一的重要地位，1898年進齣口價值為37,6870,875鎊，”沿長江一綫“通商口岸蕪湖和九江各有自己的船隊，年貿易額達數百萬鎊。重要大城市如南京、揚州和安慶都有高度組織化的商業和社會生活、商會和慈善團體，隻要瞥上一眼即可知道這裏百業興旺。”杭州也已是個“擁有7韆颱手工絲織機 ”的絲綢之都，能“為成韆上萬人提供瞭長期的工作。”19世紀末期的中國，工廠、鐵路、輪船、碼頭等近代企業不斷湧現，近代經濟體係已初具雛型。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得晚清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諸多領域齣現一係列重大變化。

然而，晚清社會轉型的動力不是發自於內部，而是在外力脅迫下的無奈之舉，缺乏與近代經濟體係相適應的製度建構，加以傳統文化未能轉化為支撐中國近代化的精神動力，緻使社會轉型遇到巨大阻力。晚清社會吏治腐敗，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作者在長江流域的旅行之季，正值中國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整個社會彌漫著仇洋、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正處於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前夕，此時，清王朝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文化係統相繼齣現瞭功能性故障，這些故障最終導緻清政府的滅亡。研究、藉鑒和汲取晚清社會轉型失敗的教訓無疑是一項有意義的課題。

《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就是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完成的，它第一次在英國齣版時就被英國媒體譽為“對那些有關中國和中國問題方麵的公眾意見的形成，提供瞭一手資料”(《作者自序》)，成為當時西方瞭解中國的重要文獻。作者伊莎貝拉·伯德女士這次長江流域及川藏地區的旅行，曆時15個月，全程5韆多英裏，她經曆瞭三峽的急流險灘，跋涉瞭四川東、西部的崇山峻嶺，穿過瞭富庶的成都平原，翻越瞭海拔4、5韆米的川藏雪山，曆盡艱險，旅行結束後迴到英國，根據日記和隨筆寫成此書，並將沿途拍攝的照片附於書內，計有113張(為瞭更加直觀地反映時代及當時社會風貌，編者在齣版本書時又增加瞭十餘幅珍貴的曆史照片)，全書圖文並茂，是研究晚清社會的一本有價值的參考書籍。

伊莎貝拉在長江及川藏地區的遊曆路綫，可分為七個階段。第一段，乘當地人的木船從上海到杭州，經紹興、寜波又返迴上海(1～3章)。第二段，乘外國的輪船從上海經鎮江、蕪湖、九江至漢口，再由漢口經沙市到宜昌(4 ～9章)。第三段，乘帆船從宜昌起行，穿過壯麗的長江三峽，經奉節(夔府) 、雲陽到達萬縣(10～16章)。第四段，從萬縣走陸路經梁平(梁山縣)、渠縣、營山、南部到達閬中(保寜府)，再經蒼溪、劍閣、梓潼、綿陽、彭縣、灌縣到達成都(18～28章)。第五段，由灌縣經汶川(威州、理番廳)、理縣(雜榖腦)、米亞羅到達馬爾康的梭磨，再從梭磨返迴成都(29～34章)。第六段，由成都乘“烏榜船”(一種無帆而有竹篷的小船，形似烏魚，四川人稱為 “烏棒”)沿岷江順流而下，經眉山、樂山(嘉定府)、宜賓(敘府)、濾州到達重慶(35～37章)。第七段是迴程，在重慶買舟東下返迴上海。

書中作者以旅行到達地點的先後為序，記敘沿途見聞，同時發錶議論，這些議論看似隨感而發，卻是具有匠心的選擇和布局。盡管伊莎貝拉曾經受到“暴民”襲擊，有著身陷絕境的恐怖經曆，卻能始終以冷靜、理性、客觀的態度看待和記敘周圍發生的一切，我們可以通過她不同的文化視角，體會到作者無比敏銳的觀察力。書中記敘沿途的風光古跡，民風民俗，文字優美、真摯，尤其對於長江三峽和川藏地區的壯麗風光的描寫，讀來使人心嚮往之。

考察長江的西方人，常常被這個擁有眾多人口的偉大流域及其宏偉容量和豐富資源激發齣瞭探索和冒險精神，這一時期湧現齣瞭不少探險傢，先後齣版瞭諸如《中央帝國》、《中國西部行》、《通過長江三峽》、《金沙江上遊》、《長江上遊》等一批介紹和研究長江流域的著作。然而，麵對滾滾的渾黃濁流，伊莎貝拉卻認為，“寫長江流域，一點不涉及它的居民這樣重要的因素會是個錯誤”，因此，她的考察側重在人文社會方麵。在旅途中，她廣泛接觸瞭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官吏、文士、商人、衙役、軍士、農民、苦力、乞丐、船工、轎夫、川江上的縴夫、慈善傢、中國基督教徒、藏族的土司和喇嘛，觀察的範圍涉及到清末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教育、交通、民俗、對外貿易、城市建設、慈善事業、醫療救助、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毒品在中國的泛濫情況等諸多方麵，時人評論認為，該書嚮世界 “傳達瞭這個國傢及其人民的真實印象”。需要指齣的是，作者生活在19世紀末葉，她的思想中有許多同情中國、關心下層人民的意識，這是難能可貴的。當然，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難免受當時英國占統治地位的大英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文章中不免時常流露齣一些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觀點，這是其時代局限，我們對此不必苛求。在本書正文中，譯者已有一些注釋說明，在此，仍提醒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加以注意。

伊莎貝拉在1896年來中國時，已經是位65歲的老人瞭，並且身患“血脂性心髒衰弱”、肺部感染、痛風和“周期性脊柱痿弱”等多種疾病，競能遠涉重洋，獨闖長江的驚濤駭浪，深入川藏人跡罕至的地區，寫齣數十萬字的考察遊記，這在100年前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不能不說是個壯舉。1904年伊莎貝拉在愛丁堡去逝，大夫們在醫學雜誌上發錶文章，認為她的生理與心理在構造上存在著神秘的矛盾，有人這樣寫道：“她在國內疾病纏身，而一到國外就變成瞭參孫一般的大力士，疾病與力量是如何並存於一個極為平常的肌體之中呢，然而，她的情況卻是這兩者並行不悖地運行許多年。”伊莎貝拉的研究者認為，人們“完全由所處環境以決定成就某種事業的可能性”，艱苦的環境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齣個人潛能。實際上，她的這種勇於探索的精神，直到今天仍鼓舞著無數嚴肅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進行不懈的探索努力。

《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曾被評論傢譽為“十九世紀末，一本最耀眼的，徹底證明中國價值的書”。今天翻譯此書，希望能夠為治中國近代史者，提供一些資料，而對於進一步瞭解和掌握中國國情，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