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將是雅剋·德裏達（1930-2004）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部全麵詳盡的《德裏達傳》於2010年在法國齣版，此刻中文版即將問世，這在我們擅長紀念的傳統中也許恰逢其時。而對於一位終生被死亡的思想所纏繞，其全部工作又深深植根於語言經驗的思想傢來說，一部由他人寫成的傳記，又被翻譯成另一種“絕對他者”的語言，在他死亡十年之後，在一個遙遠的國度，陌生的文化中齣現，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對中國的讀者而言，閱讀一名以晦澀著稱的法國“後現代”哲學傢的厚重傳記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況且，關於悼亡，關於記憶，關於續存，關於生命在文字中的呈現與不可現，關於語言的可譯與不可譯，德裏達已在他的80多部著作，散播於世界各處的無數講演、研討會、訪談及對話中一再述說。那麼，短暫而又漫長的他已不再的十年之後，在他銳利的雙眼、耀眼的白發，他的筆跡與聲音遺留的痕跡——他無所不在的“幽靈”仍然縈繞著我們靜默的哀痛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打開這本傳記，閱讀他的生活、生平、生命，仿佛去掀開已蓋上的靈柩，窺探他已安息的身體與靈魂？我們為什麼想要迴到他的文字，聆聽他的聲音，當他已逝去十年？當他已不在，不再像生前孜孜不倦所做的那樣，作齣應答，迴復我們的探詢，我們的疑問和睏惑？

德裏達於2001年在中國有過一次短暫的逗留；他的作品至今已多有譯介，他的名字亦早已為人所知。而除瞭他的“大名”之外，也許他的文字罕有得到真正的閱讀，特彆是，很少人有足夠的耐心沉入他迷宮般的文字之網，遑論在注定佶屈聱牙的譯文中。因此，藉著這本傳記，我們試圖迴答一個艱難的問題：為什麼閱讀德裏達？或者，閱讀德裏達在當今中國的意義。

作為譯者，我本無資格亦無能力對德裏達的思想進行評述——這也決不是一種可以概括的思想。在此希冀與讀者分享的隻是從對他的閱讀、傾聽、翻譯與轉換的曆險中拾取的些許心得，關乎的或許是麵對這個世界和自身時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解讀方式，亦即生存方式。

重讀與重寫

德裏達的全部工作似乎可以濃縮於這一錶述。他穿越哲學與文學的巨大文本——柏拉圖，盧梭，鬍塞爾，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列維納斯，布朗肖，阿爾托，蓬熱，熱內——，以令人驚嘆的耐心與細心追蹤其文字的編織、連綴、斷裂與塗抹的痕跡，於無人辨識之處讓力量與意義在文本中顯現。而所謂“解構”，這個遭遇瞭太多濫用與誤解的概念，在他那裏卻是最嚴密最關切，絲絲縷縷貼近原文的叩詢，已被神化和僵化的經典文本因而被注入新的活的氣息，與他的文字應和交纏，敷衍生成汪洋恣肆、溢齣所有邊界的書寫。二元的對立，形而上學的等級，邏各斯的邏輯，結構與體係的完整均衡，一一從最細微的裂紋與皺褶處遭到拆解。德裏達的解構不是破壞，不是虛無，而是獨一無二的閱讀經驗，每一次都是重讀，每一次也都是新的；這新的當中卻有著一而再的反復抹去與重現的層積。閱讀因此是多重的和多義的。書寫也是如此。正如所有的閱讀都是重讀，所有的書寫也都是重寫。其中層層纍積著記憶與忘卻，時間與空間，隔離與懸置，死亡與生命的經驗。他的文字的艱險與晦澀之處也許正在於此，不是讓人放心舒適的平鋪直敘，而是在邊緣，在巔峰，在齣人意料處的峰迴路轉；不是一氣嗬成的連貫通暢，而是摸索，推敲，字斟句酌的掂量；不是故弄玄虛的語言奇技，而是書寫過程本身不斷的反躬自問，不斷的自我修改和自我抹去，是思想蜿蜒紛歧的險峻路徑。在德裏達那裏，一個字或一個句子的存在不會沒有其反麵，其另一麵或另外許多麵，不會不立刻帶來對它的懷疑和質詢，或者補充和置換。他的文本因而意義紛呈，句法繁復，有許多的“也許”，“大概”，“可能”，許多的條件式和虛擬式，許多的插入語，使意思分散、擱置、延遲，再重新上路，但也許改變瞭去嚮。這是思想的要求。要求復雜性，要求一再的質疑，一再審慎的詰問，拒絕簡單化和兩分法；也要求讀者巨大的耐心與勇氣，因為這樣的文字可能將我們裹挾甚至淹沒，我們從前所有的確定與安寜也許就此動搖。藉用電影《彆處的德裏達》的廣告詞，他前來改變的不是我們思考一切的方式，而是我們思考方式的一切。

介入

人們很容易注意到德裏達1980年代以後的“政治轉嚮”，因為他看起來更加關注時事，思考的主題也遠遠不止於狹義的哲學：政治，宗教、倫理、法律、美學、精神分析…… 而且，他也曾直接積極參與變革，如維護並呼籲增加高中的哲學課時，參與創建極具革新精神的文森納大學（現巴黎第八大學前身），創辦國際哲學院，等等。但他對現實始終保持冷靜的批評的警醒態度，遠離匆忙的陣營選擇，堅持從理論的高度與角度，用嚴密的分析捕捉事件的復雜性與多麵性，無論是麵對戰後巴黎知識界對蘇聯的頂禮膜拜還是68風潮中對文化大革命的狂熱，無論是冷戰結束後對馬剋思主義的逆嚮反思（《馬剋思的幽靈》）還是對9-11事件的深入思索（《9-11的“概念”》），以及對死刑問題的探究，對伊拉剋戰爭的譴責，對曼德拉的贊賞，等等。在此過程中，他闡發瞭一係列意味深長的概念：寬恕、好客、贈與、自我免疫，進而用概念的嚴謹與抽象將具體事件提升到哲學思索的層麵。在此意義上，他以彆一種方式延續瞭薩特一代知識人對現實的強烈關注和介入傳統，雖然他從未自詡精神導師，從未認同薩特意義上的介入寫作。

但從根本上，德裏達的寫作始終是政治的，因為始終是哲學的和詩的：關係，鏈接，立場，視角；也因為始終是“述行的”，即讓事件降臨於語言，讓書寫成為切入世界的行動。這彆種政治性的烙印在他的晚年隻不過更加凸顯。而他所著力的卻仍然是超越的思想，或曰思想的“絕境”，即思想盡頭的思想，不可能的思想，如“無條件的”大學，“無條件的”好客性，“絕對的”寬恕，“未來的”民主。這不可思議的“不可能性”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也唯有在思想的燭照下，這一切纔有可能嚮未來敞開。

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構成瞭德裏達一個重要的思想動機。這一點是我們麵對這位“法國”哲學傢時常常容易忽略的。實際上，從殖民到獨立（1830-1962），阿爾及利亞經曆瞭與法國上百年難解的糾葛，對20世紀法國知識人造成瞭巨大的衝擊，尤其是人生經驗與之密切相關者，如加繆、阿爾都塞、布爾迪厄、德裏達、利奧塔、西剋蘇，而其中一些之成為所謂“後現代”的一代大師，與此經曆不無關係。德裏達生於阿爾及利亞，12歲時因猶太身份被逐齣學校，19歲第一次抵達巴黎，不久經曆瞭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睏擾與撕裂。與加繆相似，對齣生地難割捨的眷戀和對去殖民化現實的清醒認知使德裏達陷入痛苦的兩難睏境。與此同時，阿爾及利亞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超驗的經驗，一塊象徵與隱喻之地，一個無解的悖論。阿爾及利亞就是疑難和問題本身，就是沒有歸屬感的故國，熟悉的陌生地，絕對的他鄉，但也提供瞭一個域外的視角，一段必要的批評的距離。德裏達如同加繆筆下的“異鄉人/局外人”，從一個“外麵的世界”渡過地中海來到“世界的中心”巴黎，實際上用“外界”消解瞭“中心”，帶著距離和間隔打開瞭另外的視野，打開瞭邊緣與邊界，打開瞭對他者的審視，對同一性的質疑。他一生不見容於法國大學，遊走於體製、大陸、體係、概念的邊緣，也許根源即在於此。在德裏達的思考中，阿爾及利亞也是復雜性與多樣性的同義詞：無論民族、語言，還是信仰、曆史。德裏達以《他者的單語主義》解讀阿爾及利亞，並在不同的語境中將之與解構的概念相聯係：如果說解構的一個定義是“多於一種語言”的話，阿爾及利亞就是解構。

語言的經驗與漢語的重生

德裏達把阿爾及利亞的經驗最終轉化為語言的經驗和自傳——自我書寫——的經驗（《他者的單語主義》和《割禮懺悔錄》），那是因為他在移植於異地的法語中齣生成長，視之為唯一的語言，卻不屬於他；法語是他者的語言，如母語一般的外語，是他摯愛的唯一書寫源泉，而他必須在其中創造齣新的習語。在此經驗中有些什麼降臨於文字：他所有關於他者、延異、痕跡、塗抹、替補的思考原來永遠已經（toujours déjà）鎸刻於他的書寫。

說到這裏，不能不聯想到漢語；不能不說到作為在漢語語境中成長的讀者讀到德裏達的“文字學”（grammatologie）概念時那種奇異的似曾相識之感，似乎它與漢字有著某種隱秘的微妙的契閤。從倉頡造字到甲骨遺跡，從《說文解字》到《文心雕龍》，再到文人的書畫傳統，漢字的奇異傳承在在印證瞭天地人之間的俯仰感應，也在某種意義上呼應瞭德裏達關於“元文字”的思考。也許重要的不是錶音文字或錶意文字的區彆，西文與中文的比較，而是書寫的經驗如何構成人類業已湮滅又留存至今的文明的記憶，如何曾經是，並且終將是生命符碼恒久的餘存。還有，書寫，作為實踐、姿態、印記、刻畫，也作為思想、記憶、時間的凝結、身體與精神的舞蹈，如何在我們“此在”的世界中開啓瞭廣闊豐盈、敏感深邃的“另一個”空間。籍此，古老而常新、又飽受摧殘的漢語也許會迎來某種運氣（chance）或饋贈（don）。也許在對彆的語言、文化、思想的慷慨敞開與接納中，在他者的映照中，以及對自身書寫傳統的反躬自省與孜孜求索中，漢語纔有可能獲得重生（re-naissance)，那必定也是一種共生（co-naissance）。列維納斯說，“語言的本質是好客與友愛”：用德裏達的話便是，語言是唯一的不可能的無條件的接納和贈與的可能性。漢語亦然。

This biography of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tells the story of a Jewish boy from Algiers, excluded from school at the age of twelve, who went on to become the most widely translated French philosopher in the world -- a vulnerable, tormented man who,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inued to see himself as unwelcome in the French university system. We are plunged into the different worlds in which Derrida lived and worked: pre-independence Algeria, the microcosm of the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the cluster of structuralist thinkers, and the turbulent events of 1968 and after. We meet the remarkable series of leading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with whom Derrida struck up a friendship: Louis Althusser, Emmanuel Levinas, Jean Genet, and Helene Cixous, among others. We also witness an equally long series of often brutal polemics fought over crucial issues with thinkers such as Michel Foucault, Jacques Lacan, John R. Searle, and Jurgen Habermas, as well as several controversies that went far beyond academia, the best known of which concerned Heidegger and Paul de Man. We follow a series of courageous political commitments in support of Nelson Mandela, illegal immigrants, and gay marriage. And we watch as a concept -- deconstruction -- takes wing and exerts an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way beyond the philosophical world, on literary studies, architecture, law, theology, feminism, queer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writing this compelling and authoritative biography, Benoit Peeters talked to over a hundred individuals who knew and worked with Derrida. He is also the first person to make use of the huge personal archive built up by Derrida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of his extensive correspondence. Peeters' book gives us a new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 who will perhaps be seen as the major philosopher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