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欧美）儿童文学史是一部儿童文学“独立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18世纪发现儿童，19世纪完成了由民间文学向儿童文学的大转变，到20世纪儿童文学已经发展为“拥有主权和法规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而我国的儿童文学起步比西方晚近两个世纪，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萌生，后因战争、动乱与失误，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以1954年成立的国际少年儿童图书协会（简称“IBBY”）为例，我国1986年加入时已落后于印度、泰国、马亚西亚、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国家许多年，更不待说迟于隔水相望的日本了。此后虽说名义上加入了，但实际上在其中既起不了一个大国的作用，因而也没有一个大国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条也是肯定的，即我们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得太少，更乏扎实全面的研究。这缺憾，不仅使我们缺乏世界的眼光，也因此迷失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苇先生的新著《西方儿童文学史》（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就有它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西方儿童文学史》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为例。正如中国艺术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所说的“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我与儿童文学》）一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是诞生于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热潮中。中国是先有一批通晓外语而又热心于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等，然后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安徒生、王尔德、凡尔纳与普希金，中国儿童的书架上才有适合他们看的童话和小说，然后才有标志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叶圣陶童话。因而，不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就无法解释西方儿童文学为什么对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也几乎不能指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会有准确、精到的解释与描绘。

其次，《西方儿童文学史》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有没有这个参照，完全不一样。没有这个参照，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就会陷于主观狭隘，致使宏观气魄不足，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无法看清世界儿童文学的大趋势，及我们儿童文学观念中的问题。具体到编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则往往因缺乏参照而对作家、作品普遍评价过高。有这个参照，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译荐的俄罗斯盲作家爱罗先珂和奥地利作家至尔·妙伦的童话，在他们的本国并非有影响有地位，也就不会动辄将他们与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等童话大家相提并论；并且还能进一步解释他们的童话为什么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像巴金这样的一代文豪也说：“我是爱罗先珂童话的爱读者”；“我四篇童话中至少三篇是在他的影响下写出来的”（《谈〈长生塔〉》，见《收获》1979年第１期）。

第三，《西方儿童文学史》的出版，在供给国人欧美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从中引悟出一些儿童文学的真谛。譬如，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性文学；儿童文学可以有“艺术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之分；“反顾童年”、“为自己写作”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绝对没有教训意味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写得8至80岁的人都喜欢读，把玩耍中的儿童和壁炉边取暖的老人一同吸引过来。凡此种种，都给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