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道走到黑（自序）

一個人一生中可能會麵臨兩種精神睏境：眼前無路可走是一種，眼前歧路紛齣則是另一種。這兩種精神睏境都令人抓瞎和抓狂。對於找不到北的路癡而言，歧路紛齣的情形還要更為糟糕一些。

在中國近現代，知識精英幾乎都曾遭遇過這兩種精神睏境，有的最終找到瞭齣路，或自以為找準瞭齣路，有的則在那條迷途上走得兩眼暈黑，直至失足墜入深不可測的淵榖，萬劫不復，但也有人曆盡劫波，找到歸途，實現瞭自我救贖。

康有為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製考》，組織強學會，都是為維新變法作必要的理論準備和乾部儲備。他以“素王”（有王者之風，而無王者之位）自視，國人也以當世之大儒待之。他若看清形勢，抓住時機，集結一切可以集結的社會力量，順乎天而應乎人，戊戌變法又何至於百日夭亡？他玩小臣架空術，挾天子以令諸侯，癲狂操切，疏遠中間派，激怒滿朝文武，甚至異想天開，罔顧實力對比，企圖發動宮廷政變，不僨（f侉n，毀壞）事，不敗事，纔真叫奇怪瞭。康有為逃至海外，利用華僑的同情心，大肆斂財，他允諾資助唐纔常的自立軍起義，卻食言自肥，緻使二十多位同誌白白犧牲。1917年，康有為不顧人心嚮背，支持張勛復闢，連他的大弟子梁啓超都看不過眼，罵他為“大言不慚之書生”。在清朝末期，康有為確實抓到過一手空前絕後的好牌，卻打得極爛，輸個精光，很難令人釋然。

楊度滿腔熱血，仗義慕俠，作《湖南少年歌》，高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但他誤入歧途，拜王闓運為師，修煉絕藝帝王學，奉之為金科玉律。時代變瞭，人心變瞭，國民對共和充滿嚮往，袁世凱逆潮流而動，稱帝就等於玩火自焚。楊度試圖改造帝王學，使之成為君主立憲的幌子，他找到美國博士、中國通古德諾來操刀主庖，也無濟於事。楊度堅信強梁中的強梁、猛人中的猛人袁世凱，能夠將老牛破車舊中國拽齣爛泥潭，其後，他輕舉妄動，組織籌安會，終於萬劫不復，一失足成韆古恨。急功近利乃腐心蝕骨的毒藥，他不幸中招瞭。楊度昧於大勢而踏上歧途，結局黯淡不能算冤屈，梁啓超、孫中山都曾高看他，視之為一流的憲政人纔，輪到抉擇時，他卻棄共和，挑君主，與狼共舞，迷信強人專製，其憲政理想也就化為瞭夢幻泡影。

劉師培是另一種典型，他有齣眾的天資和學問，少年成名，得到過章太炎的賞識。在日本，他改名為“光漢”，以“光復漢室”的抱負驕人，信奉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終因腳底無根，心中多欲，叛離同盟會，倒嚮清朝大臣端方的懷抱。端方在四川被殺後，劉師培受瞭驚嚇，進瞭牢獄，並未吸取教訓，後來又參加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做吹鼓手，弄個參政的頭銜，享受官福，講究排場。劉師培自甘墮落，有人為他脫責，將幾筆爛賬悉數歸在他老婆何震名下，這很不公平。蔡元培曾緻書吳稚暉，分析劉師培中途顛躓（di佟n zh佻，被東西絆倒）的原因，稱他“確是老實，確是書呆”，“未免好用其所短”，甚至不惜用最好的善意猜測劉師培，他投靠端方是想效仿徐锡麟，先做臥底，再伺機起事。這純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某些知識精英滿腹經綸，書讀得太多，結果腦袋不再是自己的瞭，劉師培就是這種典型。他走上歧路，是方嚮感太差，也是主見不明，被欲望穿住牛鼻子，精神已不得自由。

周作人要做北平的隱士，要做儒傢的叛徒，這樣的想法原本不賴。抗戰期間，隱士不肯挪窩尚可理解，叛徒要投靠日寇就令國人難以接受。他辯護自己齣任僞職是受命做臥底，他的貢獻是保全瞭北大文學院和北平圖書館，救助瞭不少進步人士，但在很長時間內僅有寥寥數人願意為他齣具證詞。周作人被日本文化所化甚至超過瞭被中國文化所化的程度，這朵“嚮日葵”不幸生活在那個中日交戰的年代，盡管他沒有作惡害人的主觀故意，卻與狼共舞，他走的歧路通嚮地獄。“文革”期間，周作人飽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他的遭遇和結果遠比康有為、劉師培更為悲慘，他被定性為“文化漢奸”，乃是最難洗脫的恥辱烙印。

馮友蘭是一位儒者，他有可能成為大儒，也有可能成為犬儒，多一點汙跡就是不一樣。他具備做大儒的資質，也有追求天地境界的宏願，但他的弱點是：在逆境中，在高壓下，隻能“順著說”，從被動迎閤到麯學阿世。在非理性的年代，知識精英慘遭摺磨和侮辱，落水鳳凰不如雞，這種悲劇見者有分。如果說“文革”的那條歧路是知識精英不得不走的絕路，馮友蘭的遭遇是值得同情，應該原宥（yu佗n y侔u，原諒寬恕）的，畢竟他是在一颱巨型絞肉機中尋找保命的縫隙。他被迫做犬儒，宿命難逃，他不曾抗爭，這固然令人遺憾，他沒有自殺，則不應受到苛責。馮友蘭可貴之處是在耄耋高齡重寫七捲本《中國哲學史》，把往日被迫顛覆的觀點扳正過來，把未曾錶述過的思想作明確痛快的錶達。

真誠地懺悔和改過，這並不是中國知識精英的習慣動作。他們歧路亡羊，丟失的可能是良知，是人格，是思想，也可能是機會，是成果，是榮譽，不管是什麼，真正的智者都應該像馮友蘭那樣，隻要一息尚存，就實行自我救贖，盡可能將“亡羊”找補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