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17至18世紀英國文學的重要作傢、諷刺文學的代錶，其作品多種，包括散文、詩歌、政論等，但至今隻有《格列佛遊記》為中國讀者熟知。

譯者李春長（1974—），江西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緻力於英美文特彆是詩歌的研究。曾在《外國文學》《中山大學學報》《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等刊物發錶論文十幾篇，譯著兩部（培根《論古人的智慧》，斯威夫特《圖書館裏的古今之戰》），主持國傢社科基金項目一項，江西省社科規劃項目一項，擔任本科生、研究生課程。

按照常見的歐洲文化史分期，文藝復興接下來是啓濛運動，這兩個思想文化運動之間具有內在的連帶關係。這種文化史分期觀不僅塑造瞭西方人的歐洲文化史“常識”，也塑造瞭中國學人對西方近代文化史的認識。然而，由於這種分期觀忽略或者說刪除瞭“古今之爭”這一發生在文藝復興至啓濛運動之間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歐洲知識人（更不用說在中國知識人）的西方近代文化史“常識”中就不會有這樣的常識：“古今之爭”不僅堪稱與文藝復興和啓濛運動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史事件，甚至堪稱西方近代史上更具標誌性的文化事件。如果我們不熟悉“古今之爭”這一曆史事件，難免很難透徹理解文藝復興尤其啓濛運動的性質。

西方文明史上的“古今之爭”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狹義的“古今之爭”指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歐洲知識人持續半個多世紀（一說持續整整一個世紀）的論爭——廣義的“古今之爭”得從15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算起，一直貫穿到當代。狹義的“古今之爭”起初幾乎同時在巴黎和倫敦爆發，兩個戰場很快融為一個戰場，並嚮歐洲其他學問城市蔓延。

在巴黎，“古今之爭”圍繞荷馬展開，主要引嚮瞭這樣一個問題：就文學成就而言，今人是否不能超越古人，是否一定得模仿古人；與此不同，在倫敦，坦普爾的《論古今學問》雖然也提到作詩，但明顯更關心古今之爭與政治製度乃至文明形態的關係問題。古今之戰的戰火剛剛在倫敦點燃不久，坦普爾就去世瞭，斯威夫特作為坦普爾生前的秘書，接續瞭這一論爭，並且其焦點更多地轉移到對古今政製的比較上來。

《圖書館裏的古今之戰》這部斯威夫特文集除首次翻譯《論雅典和羅馬貴族與民眾的競爭和爭執及其對兩國的影響》和《書籍之戰》外，還提供瞭《木桶的故事》的新譯本，另附幾則相關文獻，以及沃頓對《木桶的故事》的反駁。隨著我國學界古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斯威夫特的作品不會再僅僅是“中學語文”推薦讀物，而是我們更透徹地理解西方“古今之爭”的門徑。

——劉小楓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17至18世紀英國文學的重要作傢、諷刺文學的代錶，其作品包括散文、詩歌、政論等，但至今隻有《格列佛遊記》為中國讀者熟知。這部斯威夫特作品集，除首次翻譯《論雅典和羅馬貴族與民眾的競爭和爭執及其對兩國的影響》和《書籍之戰》外，還提供 瞭《木桶的故事》的新譯本（從Walsh編本的150餘頁注釋中選譯瞭少量注釋），另附沃頓對《木桶的故事》的反駁，以及幾則相關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