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杨的简历是这么写的：生于1963年；在他的记者生涯中，被许多久负盛名的报纸和杂志开除，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和《名利场》。他目前生活在伦敦。

托比·杨牛津毕业，父亲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知识分子，属于“从优秀到卓越”类型的人物，1978年因为对历届工党政府所作出的贡献而封爵；他的母亲创作过一部获得大奖的小说，是一本教育类杂志的编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又受过优秀的高等教育，但是托比·杨最大的爱好是跟在名人的屁股后面跑，而且是不计个人脸面的那种。用他的话说，他在《名利场》杂志举办的第一次奥斯卡派对上，一看到汤姆·克鲁斯就想跪下去。但托比·杨至少是坦诚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名流的狂热。他说自己那些所谓“鄙视”名人的朋友，看到明星的时候，连额上的头发都会被明星的方向所吸引而翘起来。天堂在托比·杨的心目中，就是能够光着身子和波霸女星安娜·妮科尔·史密斯在钱堆上打滚，而不用产生丝毫的自责。

但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喜欢名流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浅薄的人。托比·杨专门用了一章，回忆他在80年代在哈佛念书的那一年时间，对于美国当时正流行的政治正确运动进行的反思。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布鲁姆的观点，但政治正确最让我惊骇的地方，不是这种信念本身，而是其信奉者所表现出的教条主义。对于美国人，这已经见怪不怪，但我在学术自由气氛近乎颓废的牛津呆了三年，所以哈佛大学对于异见的不宽容，让我感到震惊。只要有人不同意新的正统观点，就会自动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男性之上主义者”或者“恐同者”的标签，其后果与麦卡锡时代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标签的人所面临的后果一样严重。

结果，没有多少人敢不同意政治正确的信条。在哈佛，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这里缺乏真正的学术多样性。在牛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每种政治观点都有机会呈现出来。我在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学习哲学、政治与经济的时候，班上共十名同学的看法主张，比我在哈佛整班学生的看法主张都要多得多。文化相对论者可能认为，需要向学生呈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在现实中，只有一种观点被接受，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点不像是在一所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大学，而更像是在一所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大学。”

当然，这种反思不可能是托比·杨这种人写书的主旨。在反思的间歇，他也穿插着回忆了自己在哈佛的生活。尤其是——

“尽管不吸烟，但我还是选择了住在可以吸烟的寝室；因为我相信那些抽烟的女生更容易搞到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督查寝室里男生的行为上，试图找到性别歧视的征兆。那些想要和这些“迫害狂”发生性关系的人，必须遵守一项被称为“安提俄克法则”的奇怪法规，根据这个法规，在诱惑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你都必须获得女人的许可，比如：“能摸你左边的乳房吗，还是你更希望我把手留在你的腰上？”1980年代在抑制美国校园的乱交行为方面，安提俄克条例可能比艾滋病的流行所起的作用更大。

由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只负担生活费用，所以为了挣学费钱，我成为了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特别研究生（teaching fellow，享受奖学金但需要兼任一定教学任务的学生——译注）。这使我有机会每天接触到许多漂亮的女生，但不能越雷池一步。根据另一套规定，除非有至少三人一直在场，否则我不能在教室以外的地方与我的任何学生进行交往。对于禁止和她们单独碰面，我尚可理解——身为一名白种欧洲男性，怎么可能放弃扑向一个毫无防备的美国少女的机会呢？但是，为什么与两个女生碰面也不行？推测起来，可能是我有搞“三人行”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