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岗《边缘解读》序

刘再复

一九八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一批年青的副研究员，文学所选中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本书的作者林岗，当时三十一岁，钱锺书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林岗提得对”。能得到钱先生如此关切和肯定，很值得高兴，然而，当我把这一讯息告诉林岗时，他只觉得不好意思。当时林岗和我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已经出版，他的思想者特色已经显露出来，但他只觉得甚麽事也没做。

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从死寂中醒来的年代，处於这一年代的北京，到处都有年青思想者的部落。甘阳主持的“学术文库”(三联吉店)编委会，就是一个大部落，林岗也是这一部落的成员。我天生喜欢独立的思想者。在“思想者种族”(收人《西寻故乡》)一文中，我说我在巴黎第一次看到罗丹的《思想者》原作时，激动得眼泪簌簌流下，这是真的。人类社会的思想者种族，没有国界，没有偏见，他们天生一个爱质疑爱提问的脑袋，喜欢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沉思。我喜欢一切思想者，特别是被称作“异端”的思想者，即使我不同意异端的内涵，也绝对尊重异端的权利。我一直认为，只有欢迎异端部落的存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身体和灵魂才能赢得健康。因此，“让思想者思想”，一直是我内心最炽烈最重要的口号。

我特别喜欢林岗，正是因为他很有思想，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天生有一种品格，就是思索的冷静和中肯。他虽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但朴实得像个小农民，他的才气和贵族气深藏於内心，不喜欢外露，更不喜欢自售。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属於孔夫子所说的那种大智若愚的“刚毅木纳”者，天然地和那些“巧言令色显於人”(孔子原句“巧言令色鲜矣仁”)者划清了界线。在北京时，我身处学术界的中心地带，痛切地感到“争名於朝、争利於市”的风气太盛，刻意表现学问姿态的人太多，而深沉关怀中国和人类社会的人太少，这正如李泽厚兄所说的，年青一代学人“聪明有余，诚实不足”。看清新一代学人的弱点，便觉得林岗的气质真如“凤毛麟角”，实在难得。林岗生活在文学研究所的“文人”包围之中，却与一般的文人不同。“文人”执着於自己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文学评议事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人也有致命的弱点，这就是无论甚么时候都需要有人欣赏，而且为了显示清高而常常刻意地回避社会政治，因此便不免带上一身酸气。而林岗则完全没有酸气：他一面执着於近代文学史的专业研究，一面又把眼光放到文学专业之外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中西文化纠葛，此外，他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道路又真的下功夫进行认真的思考，当我第一次与他接触的时候，我便被他的思想视野所吸引。正是他告诉我(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劝告)，我们处於世纪的末期，正好可以对本世纪在社会上流行过的而且也是被我们的心灵接受过的基本观念进行一些反省与思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历史重新理解，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的命运影响至深至巨而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观点，很可能不过是些“先人之见”，更应当重新理解。人文学术的推进，其实就是在这种“重新读解”中获得的。世纪的末期，既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时代给予思想者的契机，更是冥冥之中赋予思想者的责任。他的这一想法与我的心思完全相通，当时我很奇怪，这个沉默寡言的“小农民”竟会想得如此之深，所思所言实在不同凡响。林岗的这些想法，后来表现在他的《激进主义在中国》、《日本朝幕制与中国帝制——近代激进政治革命的制度根源》、《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五四运动》、《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意识形态的冲突》等论文中，这些论文我每篇都读，可以说，每篇每段都很有思想！林岗叙述这些思想时，非常干实非常质朴，但却包含着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先不说他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反省和对近代激进政治革命制度根源的揭示，仅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文，就使我读后感慨不已。我觉得，在泽厚兄的思想理论中，他所揭示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是最为深刻的，可惜认真探讨这对悖论的人很少，也感到在揭示这一悖论之后如何处理这一悖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林岗这篇论文却给我一种启迪，即解决这一悖论重点的是正视深藏於历史舞台幕后的那个导演——欲望，然后从消极的“压抑欲望”走向积极的“驾驭欲望”与“制衡欲望”，在市场导向型的大改革中突破伦理格局，建设出具有严格疆界的制衡形式。

我比林岗年长十六岁，但在思想对话的层面上，我和他总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并不觉得自己是思想者分部落的首领，也因此我和他进行了两次学术上的合作，第一次是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合著《传统与中国人》：第二次是一九八八年之后的“文学与忏悔意识”。前者已经完成，后者因为沧海之隔的限制，只完成了一半；一九八六年前后，是我最繁忙的年月，尽管努力读书思考，但生命毕竟被行政事务所割切，因此，《传统与中国人》只能由林岗担任主要执笔者的角色。当时我们对於“传统”采取“批判”的基本点，这是因为我们在讨论中共同达到一种很坚定的认识，这一认识用一句素朴的话来表述，就是传统文化对人要求太多，而求之太多的结果是做不到(丧失主体)，做不到还要做(强作主体)，便形成对人性腐蚀得最厉害的虚伪性格。书中对主——奴根性的批判和对阿Q性格的批判，都与我们对传统的这一认识有关。在合作的过程中，我深感到林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和他的不入俗套的见解。第二次合作则是文学问题的合作。一九八八年，林岗和我对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宏观思考已经基本成熟。这些思考的内涵甚繁，但大体上是我们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只有“世俗视角”，而缺少“超越视角”，因此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往往是追究“谁是凶手”、“谁是历史罪人”的问题结构，在此种结构之下，作家缺少的是对“无罪之罪”的领悟。因此，现代文学便缺乏形而上的品格。基於这一看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借用“忏悔意识”这一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希望中国作家能对“无罪之罪”即“共犯结构”有所领悟，然后摆脱本世纪文学意识形态化和过於现实化、政治化的倾向。这些认识，林岗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现实倾向”文学的历史回顾》、《私情与革命文学》等论文中单独地作了表述，另一方面在与我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式写作》等论文中也作了阐发，我们将会共同把这一课题继续进行下去。

从一九八七年完成《传统与中国人》到本书《逞缘解读》的出版，整整过了十年，这十年中，林岗在海内外继续深造，眼界已进一步打开，有心人如果能通读本书的全部文字，一定会看出这位不事宣扬的思想者其内心世界是何等丰富，而且也会对於大陆学术界深层的活力有所认识，并从而获得对未来的信念。

一九九七年九月於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