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从学科交错的视角来研究易学和道教的。近年来，有关《易经》的书出版了不少，而关于道教的著述也时有问世，但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高品味学术专著则尚未见之。独特的求学历程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赋于詹教授灵感，他注意到了这种学科夹缝并孜孜探寻，最终取得创获。《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分三编：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基础、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建立、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衍扩，“从易学体系结构的整体把握入手，追溯了道教产生之前道家学派、祖国传统医学与《易》之关联。在此基础上，从源及流，对易学象数派、义理派对道教思想的影响以及道门中人对易学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发挥等问题，进行多方辨析”（见该书卿希泰先生序）。通过对易学与道教思想横纵向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发现道教与易学的联系是“全息”性的。詹教授对这种“全息性”的联系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就易学研究而言，只有结合道教思想文化现象来研究易学史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易学发展的脉络；其次，就道教思想体系的研讨而言，只有联系易学，才能从更深广的层次揭示道教思想体系的本质；再次，就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究而言，只有从易学入手，才能理解道教科技文献中所使用的一系列隐喻性术语，真正窥见其堂奥，从而做出客观周到的评价。我们认为高水准学术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本身，还在于她能指示读者学术的门经。《易学和道教思想关系研究》一书告诉我们：交叉学科的夹缝里存在着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和许多生存发展的智慧。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的另一大特色是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易经》素称难治，《道藏》中的易学典籍更是难中之难。其难度在于《易经》的卦爻符号具有象征性，道教的经书大量借用了《易经》的卦象符号并加以发挥。詹教授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周易》卦象以及道教体系中的各种符号进行重新解释，弄通了其深层的隐义，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例如“坎离”，作者释曰：“在《参同契》中，坎离成为元气内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而日、男、火（暑）亦为阳的方面之象征；月、女、水（寒）则为阴的方面之象征。《参同契》多种象征物的出现，就在于要寓抽象于具体之中，以有形明无形，启迪人们从感性积累的材料中去认识阴阳的类别。”（见该书第111页）这样的解释突破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方术蕴涵的发掘。作者在论述《周易》体系中八卦起源的问题时，则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加以分析，超越了前人从“物”的方面去寻找原因的简单做法。总之，作者是善于引入新方法的，但这并不表明作者丢弃了被证明有效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用功的读者自有会心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