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曆史悠久的大學，往往有幾個發展的關鍵時刻。對於復旦大學來說，有四個時期影響深遠:1905年脫離震旦大學另立復旦公學，使復旦的根係掙脫瞭教會大學體係的束縛，邁開瞭自主的腳步。倘若沒有這一艱難的從頭起步，隨著1952年中國教會大學的徹底消失，震旦煙消雲散，復旦更無從說起。第二個時期是抗戰西遷重慶，復旦在1942年由私立改為國立。錶麵上看，復旦從此離開瞭“民間”傳統，納入到國民政府的教育規範之中。然而在這一轉變中復旦獲得瞭經濟上的有力支撐，使學校能夠在大後方堅持下去，為民族培養急需的抗戰人纔。據《中華民國檔案匯編》中的資料記載，僅僅1939年復旦大學的財産損失就高達五十四萬餘元，而同期的南開大學更是高達三百萬元。對於財政拮據的私立大學來說，這無疑是難以承受的打擊。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兩所著名私立學校分彆在1942年、1946年改為國立大學。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是復旦難忘的第三個時期，復旦匯聚瞭華東地區十餘所高校的文理科精英，一躍而起，成為中國最高層次的大學之一。而此時，全國的私立大學一律改為公立，絕大部分拆解到其他高校。如果復旦仍為私立，恐怕此時也不免銷聲匿跡。

1977年恢復高考製度，復旦迎來瞭發展期最長的第四個時段，這一時期裏裏外外的推進力接踵而至:1984年後進入少數幾所國傢基本建設大學的行列，世紀之交又迎來瞭“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黃金時期。在中國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的一波又一波大潮中，復旦總是得天下之先，臨近百年之時，煥發齣無限青春。

復旦的文學傳統與創作起伏，與上述四個時期有密切關係。1905年籌備成立復旦的六個“乾事”中，於右任、邵力子後來都是文學成績斐然的名傢。而後入復旦學習或任教的文學名流絡繹不絕:任復旦公學校長的嚴復、進入復旦公學學習的陳寅恪、組織復旦劇社的洪深、講授文學的葉聖陶、翻譯教學兩不誤的傅東華、詩人意氣的劉大白復旦的這種文學氣象，得益於上海當時的特殊文化地位。五四之後，中國文化與文學的齣版業聚集於上海，引來瞭大批的文化人。復旦地處於此，有近水樓颱先得月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復旦文學傢大多繼承瞭“學者與作傢”兼而有之的五四文化人特色，很多人從事文學創作，也進行學術研究。謝六逸、鄭振鐸、方令孺等人皆如此。這種風格也影響著稍後的一批人，使復旦作傢都有些書生氣。1926年進入復旦、1949年後長期擔任中國作傢協會黨組書記的邵荃麟，既擅長寫小說，又將主要精力放在文學理論研究與文學評論方麵，這在中國現當代作傢中是很少見的。而在抗戰時期西遷重慶之後，大批文化青年來到復旦。他們身處民族危亡的生死綫上，行動大於思維，文學與學術語境大幅分離，呈現齣更多的實踐性與理想衝力。這一時期進入復旦學習的冀 、綠原、鄒荻帆，任教復旦的鬍風、端木蕻良、儲安平、曹禺等人，都有更多的專業作傢氣質。復旦在重慶的年份不算長，但這一時期培養的作傢數量頗大，不少人以後成為中國文學界的中堅力量。復旦文學的這一特殊階段的豐碩收獲，來源於抗戰時期重慶的特殊地位。作為戰時首都，大批文化人雲集山城，為抗戰宣傳，為文化之火，為學術相傳，也為文化人的生計，流離的青年與漂泊的文人都在復旦找到瞭一展身手的天地。不可忽視的一個“文化地緣”環境是:中國當時的著名大學，如北大、清華、浙江大學等等，都沒有搬到重慶，復旦在重慶的“聚集效應”自然放大。這也是曆史提供的一個特殊文化空間。而在1952年後的復旦，已經是國傢教育戰略中的排頭兵，萬韆學子心嚮往之，各地英纔源源不斷而來，其中的文學萌芽不可計數，理應作傢輩齣。然而事實並不盡然，1966年前復旦培養的作傢在中國作傢協會與各省作傢協會的名錄中數量可觀，但其中大部分是評論與研究者，小說、戲劇、散文、詩歌方麵的大傢並不多見。這種情況不僅齣現於復旦，全國大學幾乎都是這般狀況。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52年之後，高校的文學係科將主要的方嚮確定在培養研究與教學人員上，並不鼓勵甚至壓抑大學裏的文學創作。在一切都被“計劃”的年代，這種培養模式似乎理所當然，但與國際文學教育經驗大不相符。美國及歐洲很多大學都有“Creative Writing”碩士學位，專力培養創作意義上的作傢，成效斐然。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秩序大亂。大亂中復旦中文係破天荒地開設瞭“文學創作”專業，亂世中培養瞭梁曉聲等小說傢，也算一幸。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復旦陡然增加瞭一大批文學良將。僅中文係就收進瞭盧新華、張勝友、鬍平、王兆軍、李輝、張銳、李曉等十餘位後來赫赫有名的創作人纔。而經濟係當時意想不到地成為復旦詩歌的高地，許德民等人創辦的“復旦詩社”在中國校園詩歌中留下瞭深刻的印記。之後，復旦學生幾乎代代齣作傢，而且作傢的創作風格和價值觀念韆差萬彆。這離不開復旦溫潤而多樣的文學氣候，幾乎每一種文學種子都能在這裏找到開花的土壤。馬驊、韓博、衛慧、素素這些作傢能齣自一個校門，本身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學自由的象徵。

另一個富有意味的現象更值得深思:很多復旦學人在學術生涯的豐收之年，卻開始瞭散文創作的青春期。賈植芳、潘旭瀾、吳中傑、葛劍雄、周振鶴、許道明、駱玉明都在以自己的創作實績，獲得文學界的熱烈反響，形成瞭復旦的校園“創作圈”。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復旦越來越自覺地將創作視為自身發展的支撐點之一。1989年第一次開辦瞭“作傢班”，培養瞭虹影、凡一平等來自生活深處的青年新銳。近幾年又引進瞭王安憶等著名作傢，並開始招收以創作為主要方嚮的碩士研究生。一個復旦文學的新時期，隱約可見。

迴顧復旦的曆史路徑，文學是其中延綿不絕的篝火。為紀念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也為瞭這難忘的文學曆程，這裏編輯瞭《巍巍學府文章煥 ——復旦作傢作品選》和《日月光華同燦爛——復旦作傢的足跡》兩本文選。“復旦作傢”既包括畢業於復旦的學子，也包含曾任教於復旦的教師。收入的文字，基本上按照復旦文學後浪推前浪的曆史流脈排列先後。這兩本集子所能包容的，僅僅是復旦文學的一部分。當我們再次撫摸這些復旦人的文字，再次迴想這些復旦人風雨兼程的奮鬥，不禁感慨滿懷。其中的一些作傢是我的師長，曾經給以我難忘的教誨。記得是在1981年，中文係舉辦書法展，學生會派我去請硃東潤先生寫一幅參展作品。一進硃先生傢門，隻見他手提大茶壺，從樓梯上騰騰走下來，絲毫不像已經八十五歲的老人。我說明來意，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問我什麼時候來取。我說書法展明天開幕，今天就想帶迴去。硃先生頓時臉色一沉，嚴肅地說:“看來你中國文化學得不好，不懂得禮儀。

你這叫‘請字’，是件莊重的事情，起碼要提前一個星期來說。一幅字寫起來很快，我馬上可以給你，但這不符閤中國文化的道理。這樣吧，看你來得挺急，三天以後來取。”聽罷這番話，心裏又慚愧又感激，連聲嚮硃先生道謝。我的碩士論文導師潘旭瀾先生、博士論文導師賈植芳先生都在晚年煥發齣巨大的創作熱情，發錶瞭《太平雜說》、《獄裏獄外》等有廣泛影響的文化散文，作為學生一輩，深為

他們的文化品格和文學精神所鼓舞。這樣的教育，隻有來到復旦，在先生們身邊纔能獲得。也正因為有這樣復旦作傢的不息奮鬥，我們纔能說:復旦，無愧於中國百年文學!

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感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在復旦下一個百年之時，會如何迴顧自己的文學履痕?可以說，復旦今天所獲得的發展能源，是曆史以來最強的。社會與民族都對復旦有著巨大的關注，復旦秣馬厲兵，正在進入曆史的最佳位置。復旦如何為民族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文學創造力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期待著，我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