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退休三年，文字生涯業已結束。承商務印書館不棄，許為我齣此文集，深受鼓舞。點檢平生所作，僅得此寥寥數篇。對比過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學經曆，不無愧恧。過去多為他人作品寫序，現在輪到為自己的文稿作序，卻感到難於下筆。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陳。然而在整理舊稿時，不免勾起對往事的迴憶，特彆是幾位恩師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語係的學生。抗戰爆發，學校南遷。我因病滯京，又考入燕京大學西語係，繼又轉入曆史係。在這裏我遇到瞭鄧之誠、洪業等多位名師。他們的殷勤教誨把我引進瞭這博大精深的史學領域，他們嚴肅的治學態度和嚴謹的學風為我樹立瞭畢生的楷範。

我原本打算治中國史，但事與願違。20世紀50年代初，我的導師翁獨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長，開始籌劃創建北京師範學院。一天，他麵諭我，要準備講授世界史課程，原因是這方麵的教師不易請到。我隻能唯唯從命。等到曆史係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來的教師各有專長，各就崗位，隻剩下世界中世紀史無人應承，隻好自己承擔。從此開始直到退休，前後44年，我便一直濫竽於斯。

世界中世紀史在我國當時仍屬一門新設置的課程，同行前輩留下的遺産不多，外文參考書籍已被束之高閣，手邊可參考者隻有兩三種譯自俄文的書籍。憑著多年的經驗，完成教學任務並無睏難。但是要想寫齣像我的老師當年發錶的那樣規格的文章，卻殊非易事。麵臨的是上下韆二百年，縱橫八萬裏，國度以十計，文獻資料無數種的浩瀚領域，簡直是無從著手。當時自己度德量力，隻要能編寫齣一部教材，編輯幾本參考資料，就可算是功行圓滿，再要想寫齣論文或專著，卻是難乎其難瞭。1961年，周一良、吳於廑兩學長奉命主編部編教材《世界通史》，我應邀參加撰寫《中古分冊》的中編，雖然費瞭極大的力氣，讀來連自己也不滿意。後來我在為吳先生祝壽的《鷓鴣天》詞中有句：“君真涑水綜全局，我愧劉斂隻數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轉而從事翻譯。感謝翁獨健先生，我的試譯是當年在他的《亞洲史》課堂上開始的。他交給我一本法國漢學傢伯希和的題為《中亞細亞》(La Haute Asie)的論文抽印本，讓我譯齣供班上同學參考，從此引發瞭我對翻譯的興趣。50年代世界史學界正在醞釀製定十二年遠景規劃。我的老師齊思和先生鼓勵我承譯一些項目。我年輕氣盛，一下子便認定《查理大帝傳》和《法蘭剋人史》兩種，打算先以中世紀史開端為始，爭取譯齣一係列的中世紀名著來。這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妄想。當時政治運動頻繁，自己於講課之外還有行政工作，翻譯的事隻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單元進行。在完成《查理大帝傳》後，另一部《法蘭剋人史》隻能同愛人閤譯，而我的妄想係列也就從此結束瞭。兩書稿接近譯成時，四清運動開始，這種“大洋古”的貨色豈敢發錶，深藏篋中，僥幸地躲過“文革”災難。

“文革”過後迎來瞭學術的春天。我當時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麵的春風化雨。曾有《臨江仙》詞寫道：“巳分披離霜後草，何期重沐春風。須將微意答天公。黃昏猶未晚，珍重夕陽紅。”不曾想到，這未晚的黃昏竟持續瞭二十年。

在學史以前，我讀過兩年的英國文學專業，對莎士比亞時代薄有基礎。在搞世界中世紀史科研走投無路的時候，便起瞭專攻都鐸英國史的念頭，可惜在“文革”以前隻能是一種空幻。“文革”後，我受命培養研究生，鏇又建立博士點。我便利用時機建立都鐸史研究的園地。由於師生同心協力，園地漸具規模，二十年後，竟也是佳木成蔭瞭。為瞭充實自己，我也大量閱讀從英國引進的新書，勤奮程度不亞於青年學子。值得得意的是，我從眾多英國名傢中識彆齣後來成為英國“修正史學”泰鬥的G．R．埃爾頓，較早地把他介紹給國內同行。

這時商務印書館將我那兩部譯稿付梓，並收入我所喜愛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係列之中。然而要想繼續從事這種工作，由於本職工作繁忙和年齡老大，已經是心餘力絀瞭。我對這套叢書的關愛始終不減，多次接受商務的委托，為其準備齣版的名著撰寫序言，對新書作些介紹。《人民日報》曾有文章把這套叢書稱作“世界精神公園”，文中還提到瞭我，於是我也戲稱自己是這個公園的“義務灌園叟”。

在大學最後的一年，我曾選修過鄧之誠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課。班上隻有我一個學生，地點就在鄧府，講課采取談話方式。先生旁徵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書極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許我瀏覽。於是我便産生瞭此後專事這個領域探討的想法。畢業後在中學教課之餘，也在這方麵蓄積材料。調人北京師院後，雖然改教世界史，然對明清史未能忘懷。“文革”結束，趁著係內組織編寫《禍國殃民的西太後》一書時，也領到一些任務，寫瞭“三次篡權”一章。雖然水平有限，也願收進集中，作為對鄧師的永恒懷念。

最後談一下我對詩詞的情結。幼年時，先母以唐詩為我開濛，從此培養瞭我對詩詞的喜好。中學畢業報考高校時，我的誌願是以五馬三瀋馳譽中外的北大國文係。但在考中後卻被西語係錄取，不無遺憾。考進燕大後，遇到瞭顧隨、鄭騫兩先生。顧先生在國內被推為詞壇巨擘，鄭先生在颱灣被尊為當代鴻儒。我選修瞭顧先生的“詞選及習作”和“麯選及習作”，鄭先生的“詩選及習作”。承兩先生的殷勤指點，使我略窺門徑。當時國難傢愁縈懷，加以少年情思，在專業課之外，遂沉湎於詩詞寫作。有些自以為尚可的作品，深藏篋中曆時周甲。工作以來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間雖幾罹文字之禍，依然積習未改，又復積存多篇。友人勸我結集，我則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務同誌見愛，許附書末，因而檢選若乾，聊存平生行跡而已。

迴憶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轉眼之間過瞭半個世紀。其中前30年，雖然黽勉從事，但除教學與行政之外，於科研幾無所成。粉碎“四人幫”之後，迎來盛世，我雖已年邁，幸得學校的信任與支持，繼續工作瞭20年，也取得瞭若乾成績。與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運的。特彆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務印書館又許我將零星文章匯編成集，則又是幸中之大幸瞭。

在此我願嚮常紹民先生錶示感謝，是他對編印本集給我以許多鼓勵，並對內容的編排作瞭改進。我也願嚮本集的責任編輯叢曉眉女士錶示感謝，是她為此書付齣瞭辛勤勞動。我還願嚮我的愛人壽紀瑜錶示感謝，是她對我這幾十年的著作加以厘訂，編排，纔形成這本小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