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序

学诚

上海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上海最早的寺院是龙华寺和静安寺，都始建于三国时代。自南北朝起，很多寺院都陆续修建起来，现在重新恢复的上海吴兴禅寺、南翔寺、菩提禅寺，就是创立于梁天监年间的古刹。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佛教寺院的历史更替也与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都要经历成、住、坏、空的阶段。佛教好多曾经兴盛过的寺院，都已经湮灭殆尽，要想了解这些寺院的历史，大多只能依据流传至今的石碑或志书上保存的碑记，不过从中我们仍能够多少描摹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了解绵延流传的佛教传统，读懂历代称颂、精戒造诣的大德高僧，体验历经沧桑的佛教历史。

本书收录的碑刻，除个别是南北朝、唐和五代的外，基本都始于宋代。有些碑记已难以严格区分是完全属于佛教还是道教，抑或民间祭祀。从历史的过程来说，一个地方属于寺院、道观还是民间祭祀的祀庙，只能根据其在某一时期是由佛教僧人还是道教道士管理来判断。然而，这一类的变动太多、太频繁了，至少在上海和江浙地区是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才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样、丰富，感受到宗教在演变、交汇与绵延中的精彩纷呈。

本书收集的碑记约600篇，几乎有碑必录。编者用了不少工夫，花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口舌，翻阅了不少资料书籍。在寺院中，在石碑前，面对那些由于人为或是自然的原因而湮漫不清的碑文，编者克服了各种困难，坐不下、看不清、抄不了……在天气、时间、光线都难全的条件下，一笔一笔辨认字迹，其中的辛苦难以尽述。

这些碑记是记录上海佛教发展轨迹的珍贵资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信息。翻阅此书，龙华寺、静安寺、南翔寺、西林禅寺等古寺院，其创始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其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演变、其历代历朝的管理制度、其来自十方用之十方的经济运作、其依靠助缘募集的创业、修建、重修等过程皆历历在目。在这些碑记文献中，有许多篇涉及古代宗教寺额制度、僧道官制度和关于寺庙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所有记载寺庙沿革的碑记，几乎都会称颂佛祖的恩德和信徒的贡献，即是平常所说的“功德”。寺庙的一切经济来源，包括重建、重修寺庙，捐缮田、义田的经费，都是来自十方信众。信众之所以愿意解囊捐赠，主要并不在寺庙本身有多大的地位和名气，而是在于对佛菩萨加持感应的真诚信心和对前代佛、道大德的虔诚敬仰。

这些碑刻资料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上海佛教发展、寺庙建设、人事关系和人文景观的宝贵信息，其中还不乏一些名家作品，如大家熟知的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等名家书写或撰写的碑文。显而易见，这些史料不仅对上海寺庙的发展和沿革的研究十分珍贵和重要，而且也是研究上海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人文、建筑、艺术，以及历代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许多寺院开始重视佛教文化，希望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改善佛教的形象，扩大佛教文化的外延，加深佛教文化的内涵。本书的出版，相信对于佛教寺院的文化建设一定有所帮助。一些寺院若能以此书结缘赠送给有一定文化的佛教信众、有关研究单位和宗教文化爱好者，以飨众好，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大功德！

寺院的这些石碑和碑文不仅有历史价值，有些还有很重要的艺术和文物价值，应当妥善保护好，避免继续破坏受损。有可能的话，可以把与自己寺院有关的佚碑根据原碑文聘请名家书写，请能工巧匠镌刻成碑，这不仅是一种缅怀前人先贤的功德碑，同时也为寺院留下一点文化景观，提高寺观的佛教文化层次。

在深层佛教文化建设上，我们需要想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做得更踏实一些，上海的佛教事业是大有作为的。除了在弘扬寺院本身的文化内涵之外，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佛教资料收集整理，也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

本书编者之一潘明权先生在1991年和明旸真禅法师到福建省莆田市广化寺时，我与他初次见面，相识20多年。作为一个在宗教部门工作的干部，能虔心学习佛道教文化，热心收集整理最基础和原始的宗教资料而不求报酬，令人钦佩。我看过他《上海佛教寺院纵横谈》（赵朴老题书名）《世界佛教邮票欣赏》（一诚长老题书名）《上海佛教寺道观楹联对联》和新出版的《走近佛教大德高僧》，感受到他与佛教界法师们之间的因缘和情谊。他为佛教所做的事，是值得赞叹的。

2013年4月于北京市龙泉寺

（作者为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莆田市广化寺、北京市龙泉寺住持）题词（上海静安寺住持慧明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