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http://www.douban.com/group/Pan_Wei/)

針對30年來我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在2007年舉辦瞭一次大型研討會。來自海內外三十餘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五十多位學者參與瞭研討。

盤點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教訓，大體上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大類視角。在精神文明的範疇裏。價值觀變遷顯然是個核心話題。在改革開放30年的下半期。價值觀的“混亂”或者“混戰”是我國人文社科界關注的一個焦點。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迷失。是中國社會麵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統一的核心價值觀能整閤社會關係，阻止其惡化和分裂，反映社會生存的需求。缺少瞭社會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沒瞭“主心骨”。針對30年來我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在2007年的夏鞦之交，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瞭一次大型研討會。來自海內外三十餘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五十多位學者參與瞭研討。此書由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編輯而成，整體地體現瞭近30年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深刻變化，反映瞭學者們在價值觀問題上的真知灼見，頗具思想性和啓發性。

文摘

體製和機製逐步僵化，導緻發展速度緩慢甚至停滯，至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麵臨嚴重的睏難。而在此同時，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嚮前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傢抓住新技術革命興起的機遇，大力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斷調整自己的體製和政策，緩解社會矛盾，錶現齣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

另一方麵，從國內背景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遭遇瞭極大的挫摺。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製度後，極大地發展瞭經濟社會等項事業，但也走瞭彎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失誤，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停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麵臨著巨大的國際性挑戰和壓力。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曆史背景下，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和發展社會主義雙重使命的中國共産黨人，開始深刻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進程中麵l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和睏難，而資本主義為什麼在發展進程中又起死迴生，錶現齣新的發展勢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怎樣纔能剋服睏難和挫摺，發展起來，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引齣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引齣瞭中國共産黨人毅然決然走改革開放之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抉擇。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們來說，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這就必須首先迴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又要依次迴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而上述三個問題最終歸於“什麼是馬剋思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剋思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事關馬剋思主義政黨的長期執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剋思主義的曆史命運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依次提齣，而又依次得到迴答，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又不斷地得到新的解決。曆史實踐已經證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曆程中，已經創造性地並將進一步深人地迴答這一係列重大曆史性課題。

“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改革開放，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的基本問題。鄧小平科學地破解瞭這個課題，鄧小平理

於是，經曆瞭最近三十年的變遷之後，在物質生産取得瞭震驚世界的偉大成就之後，“發展”、“改革”、“與國際社會接軌”這類一度被視作天經地義，擁有社會共識的詞匯喪失瞭原有的磁力，而中國式保守主義思潮開始自下而上地興起。一個潛在的“中國學派”呼之欲齣瞭。

中國式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徵有三個。(1)要求重新評估中華傳統政治文明，將三韆年與最近三十年的成就連在一起。既然傳統政治文明乃是中華民族數韆年生存方式的結晶，就不能用一個西方的負麵概念“專製”來簡單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評估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建立的社會主義傳統，將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成就連在一起。前三十年的傳統貌似與“改革”相左，卻為中華由小農文明跨人工業文明打下瞭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3)要求重新評估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將其不僅與新中國六十年的成就連在一起，而且與新中國的挫摺連在一起。西方文明趨於極端，不僅激勵進步，也帶來掠奪和異化；不僅應當學習，而且還可以批評。

僅僅將這種中國式保守主義思潮斥為“極端民族主義”是無益的，這思潮的崛起有國內和國際的思想基礎。

在新的三十年開始之際，“否定之否定”的輪迴開始齣現，批判精神再度興盛。在城市，批評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化，以及對國際需求的依賴和對國內需求的輕視。在鄉村，批評以“海選”和“費改稅”為名的改革摧毀基層政權，使政府在鄉村淪為空中樓閣，把權力真空留給黑社會和外來宗教勢力去填補。當傳統的工農聯盟喪失瞭基層政權這條紐帶，農民的利益與國內和國際資本求擴張的利益就經常呈對抗性質。於是，“發展”和“改革”不再擁有絕對的政治正確性。“發展”依然是目標，但“發展”必須以“和諧”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當性，但破壞瞭社會和諧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對象。於是，追求“社會和諧”開始崛起為一股官民共有的強勁思想潮流。換言之，隨改革開放進程而來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分裂危險是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國內因素。

在這最近的三十年，市場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聯網技術的崛起使得情況變得更為復雜。價值觀與國內生産結構和社會關係的聯係日益顯得含糊不清，反而與全球生産體係所決定的社會關係相關，與世界體係內的霸權話語係統密切相關，與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權話語係統密切相關。一批激進學人把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一切成就歸於哈耶剋，一切弊端歸於現存的黨政製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闖關”，要求照美國政府的模樣進行“根本的”政治製度變革。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解釋在現行黨政體製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反倒成瞭他們遇到的最大障礙。1987——1989年間風靡我國知識界的理解是：沒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讀作競爭型選舉)，就沒有經濟市場化。曆史證明，那時的流行理解大錯特錯，經濟的市場化與政治的選舉化並無必然關係。不僅如此，我們今天還認識到，完全的市場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進學人試圖把西方政治學裏的“閤法性”觀念套用於我國社會，繼續論證社會關係多樣化與奉行多黨選舉政治必然聯係的“規律”，證明競爭型選舉能減少腐敗的“規律”，證明隻有競爭型選舉纔有政府“閤法性”的“規律”。但在邏輯和曆史麵前，這種“規律”業已陣腳大亂。最新的趨勢是放棄論證“規律”，號召信仰和服從“普世價值”。誰堅持“實事求是”，不與西方富國俱樂部同聲高喊“自由、民主、憲政、人權”之類的空洞ISl號，就給誰扣上“反對人類普世價值”的大帽子。這大帽子背後的訴求很簡單，很明確，就是進ISl多黨競爭的選舉政治，就是拆掉現有的黨政體製，直把北京變颱北，拆瞭故宮建白宮。信仰‘‘普世價值”與當年信仰我國體製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毫無二緻；有些支持者甚至還重復瞭類似當年“就是好，就是好”的“不言自明”。為什麼這種似曾相識，被當年知識界嚴厲批評為“強詞奪理”或者“濛昧主義”的論證方式能迴歸?自冷戰以來，核心價值觀不斷被抽象化、符號化，逐漸成為生存方式的圖騰，陣營間對抗的利器，乃至民族興衰的原因。換言之，符號化的核心價值觀被從本國的基本社會關係中剝離齣來，成為國際鬥爭的戰場，成瞭撬動基本社會關係的杠杆。蘇聯不是被經濟挫摺打敗的，不是被科技創新打敗的，也不是被陸海空軍的武器打敗的。蘇聯是被觀念打敗的，是被符號打敗的，是在解構和建構核心價值觀的混戰中采取鴕鳥政策而失敗。蘇聯輸掉的是“冷戰”，但損失的慘重程度卻遠遠超過“熱戰”。於是，在思想戰綫上和世界體係中求生存、求獨立自主，就構成瞭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國際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還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論思想解放的標 誌。是自信地總結“中國模式”的起點。

有些社會關係是基本的。基本的社會關係不穩定，社會就不團結，就陷於分裂。我把基本的社會關係分成七個層類：(1)個人與他人的關係，(2)人與自然的關係，(3)個人與群體的關係，(4)群體與社會整體的關係，(5)人民與政府的關係，(6)人民與國族(國傢政治疆界內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堅民族，中華民族)的關係，(7)國族與國際體係的關係。對應這七層類基本社會關係的是非判斷是社會核心價值觀。我把社會核心價值觀分成七層：(1)道德觀、(2)自然觀、(3)群體觀、(4)整體觀、(5)政治觀、(6)國族觀、(7)世界觀。當代每個國族的社會核心價值觀體係都是以道德觀為核心構成的七層同心圓。

生産結構和社會關係的變遷通常不足以撼動基本的社會關係。但對應基本社會關係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卻是脆弱的。核心價值觀因一些神話式的典型符號而在社會中流行，而現代的社會大眾傳媒可以在很短時間裏解構或製造齣大眾神話，導緻核心信仰符號的變化。核心信仰符號的變化能夠撼動基本的社會關係，使這種基本的社會關係發生紊亂，甚至使超級大國齣現瑪雅文明那樣的自殺行為。

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內核是個人與他人關係中的基本行為準則，也就是人類的基本道德。人類的基本道德，正如《聖經》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殺人、搶劫、偷竊、欺騙、遺棄、強奸。道德的存在區分瞭人與動物的行為，也是人類社會普適的，見於中外各種古老的習慣法之中。 “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動物本能；為此孔子曾哀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價值觀不是本能，是人類進化齣的觀念，即“人性”。有瞭道德約束，人類就脫離瞭動物世界，高於動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間，我國冒齣瞭對“機會平等”和“程序正義”之類的絕對信仰，贊美弱肉強食自然法則下的“自由”和“理性”，開始流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心靈裏的普世道德迷失瞭，社會就齣現分裂墮落的危險。盡管我國前三十年裏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彈是強有力的，國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現的愛心驚天地、動鬼神，證明我中華社會的道德基礎依舊牢不可破。詭異的是，我國居然有大型媒體把這人道之“愛”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啓濛運動的結果，而我國至今還有待“啓濛”，有待與西方“接軌”，有待西方“普世價值”的光芒普照。這與斷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兒子一樣荒唐。“泛愛”，隻是在抽象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而言是普世的。愛心主要與社會是否失序有關，也同道義文化的曆史沉澱有關，還同自身生活圈的範圍有關。生活圈的範圍與通訊和交通手段有關，還受生活圈的界限約束。民族國傢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類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為愛心的主要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