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寜（Daniel　A.　Bell），清華大學（北京）倫理學和政治理論教授。貝教授生於濛特利爾，受學麥吉爾大學和牛津大學，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學任教，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從事研究工作。著有《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牛津大學齣版社199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另有四本有關亞洲政治和哲學的著作均在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齣版。

本書來源於自1991年以來我在不同的東亞社會生活與工作的經曆，其目的是理解政治發展，指齣我們可以從這些社會中有所收獲，盡管它們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存在差異。在中國，這樣的觀點應當不會具有太大爭議。我主要從儒傢價值理念中尋求啓發，將它們在社會實踐中的錶現當作研究的典範，最近的儒學復興應當讓這樣的一些論斷在中國環境中更可信。但是我發現，從鄰近的東亞社會的社會與政治實踐中進行社會與政治改革思考存在更多的阻力。為瞭尋找靈感，新左派轉嚮斯堪的納維亞社會，自由市場主義者轉嚮美國式資本主義，而馬剋思主義者則轉嚮前蘇聯。但是這些社會在文化、曆史、經濟發展程度以及人口（我所居住的北京市海澱區人口比挪威都多）方麵都與中國距離遙遠。為什麼不試圖從諸如日本、韓國這樣有著類似的傳統與經濟發展道路的東亞國傢的經曆中進行學習呢？似乎民族驕傲以及關於最近的曆史衝突的記憶起到瞭阻礙作用。本書試圖指齣，中國的鄰近社會可以為中國的社會與政治改革提供更有價值的經驗教訓。

本書被批評除瞭儒傢價值之外還援引瞭一些法傢的價值觀念。如果我們求助於傳統的目的是為瞭社會與政治改革，我們就不能完全忽視法傢思想：儒傢與法傢一直以來是東亞最具影響力的兩種政治傳統。法傢思想的功效體現在在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在混亂時期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傢，以及如何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傢中建立能夠提供政治穩定與物質福利的經濟與政治體製。但是法傢必須建立在儒傢的道德基礎之上，這意味著國傢的最終目的應當是“為人民服務”，而一些受法傢啓發的方案産生瞭這樣的效果。考慮一下成都附近二韆三百年前建設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甚至經受住瞭2008年“5.12”汶川地震，雖然附近的建築物倒塌瞭）。建設者李冰直到今天仍然被贊頌，這一防洪工程壯舉使四川成為中國最具農業生産力的地區。我們應當僅僅因為它是在受法傢思想啓發的秦國統治者命令下建造的而反對這樣的工程嗎？是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但是如果法傢觀念在今天有前景，我們不應當因為過去的濫用而拒絕它們。

但是為什麼不花更多的時間討論道傢與佛教呢？一個原因是它們的政治影響相對邊緣化。我對道傢有著特彆的疑慮：它看起來是脫離塵世的，而且對於管理一個巨大的國傢而言不是非常實際。它還忽視瞭類似社會責任與政治承諾這樣的價值。當它在中國曆史上有影響力的時候，它常常導緻一些問題：例如，對佛教最嚴重的迫害是由唐武宗發起的，而他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當然，儒傢同樣在實踐中存在問題，我不是想暗示道傢在這方麵是唯一的。同時排除如下可能性也是獨斷的，即道傢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如何應對當代所關注的一些問題，比如環境惡化。但是那已經是另一本書的主題瞭。

或許本書最具爭議的方麵是對受儒傢啓發的由具有纔能的政治精英進行治理的體製的辯護。在西方世界，質疑以競爭性選舉來選擇國傢最高政治領導人的觀點極具爭議。這是為什麼呢？一個關鍵原因是西方人對民主進行思考的方式變瞭。他們不再認可激勵瞭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19世紀對民主進行辯護的假定。密爾認為民主機製在根本上有價值是因為它的功用，而且他可以思考其他具有道德基礎的機製的可能性，而不會被認為失去瞭道德方嚮。今天，民主被認為具有本質上的價值。似乎一人一票的民治成為瞭當代西方最神聖的價值觀念，而不管效果如何，我們都應當給予支持。我們如何解釋政治視角中的這種轉變呢？

我不是一個曆史學者，但是我猜測這與20世紀民族主義的高漲有關，而不是對康德或基督教關於人人平等的觀念的支持增加瞭。畢竟，民主平等停止在政治社群的邊境：社群外的那些人不被平等對待。或許一人一票成為瞭團結民族社群的關鍵儀式。

這為什麼是個問題呢？選舉製民主的一個明顯缺陷是整個社群對民主選舉産生的政治領導人的關注：他們應當服務於選民，而不是生活在政治社群之外的外國人。甚至運轉良好的民主機製也傾嚮於關注公民的利益，而忽視外國人的利益。由民主選舉産生的政治傢決定他們國傢的利益沒有什麼不好的：這是他們應當做的。在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傢，我們沒有必要擔心。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會影響全世界，他們的決策需要考慮世界其他人民的利益。全球變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我看來，就中國而言，我們有理由期望有更多的比西方式民主運轉更好的精英模式。

幸運的是，中國具有漫長的精英統治的傳統，而這有可能推進關於精英體製的辯論而不被視為某種危險的保守言論而被摒棄。我認為中國共産黨正在復興這種傳統，變得更精英化------它挑選優秀的學生，鼓勵他們入黨。同時可能也需要對精英機製進行更多的體製上的試驗。中國是一個巨大而且多樣化的國傢，它是嘗試不同的政治改革的很好的實驗室。在農村，村一級的民主選舉嘗試已經進行瞭十多年，最近也有人就深圳與貴陽這樣的城市中的黨內民主以及民主試驗進行討論。那麼為什麼不嘗試一些精英製的試驗，看看有什麼效果？一旦我們對什麼東西在地方層麵有效有一個更好的瞭解，在全國層麵進行一些嘗試也許不會具有太大的風險。

最後我要感謝我在清華大學的同事，特彆是係主任萬俊仁教授。我很榮幸並且很高興有機會在清華大學進行教學和研究。我還想感謝譯者李萬全以及特約編輯徐誌躍齣色的工作和支持。 （李萬全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