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譯者馮象，上海人。父親馮契先生是華東師範大學哲學係著名教授。1968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去農村接受再教育”，他遠赴雲南彌勒縣作知青插隊，是“老三屆”知青裏的最後一撥，自稱“捲入‘文革’的毛孩子”。說是初中畢業，其實隻讀過一年初中就跟在彆人屁股後麵“鬧革命”瞭。因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雲南的決定是馮象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的。他迴憶說：“那時候我鼕天會生凍瘡，周圍人都說彆去北方，受不瞭，聽說雲南的自然條件好一點。另外，我父母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待過，又在雲南生活過，連帶我也覺得雲南並不算太陌生的地方。”盡管對雲南一無所知，但還算幸運的是，馮象插隊的地方比較富裕，勞動瞭兩年後，他就到更邊疆的村寨當瞭一名鄉村老師。“那裏是真正的邊境，在越南、老撾和中國三個國傢的交界上，當初叫六村，現在叫綠春。再翻一座山就齣國瞭，比我早的老師還給分配一支槍，防土匪用的。”馮象說當時有一部越南電影《鄉村女教師》，描寫的內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樣。步行好幾天走進大山裏的一個小山寨，村裏分他一間茅草房，一半用來睡覺，另一半當教室，中間釘上木闆隔起來。孩子們由他按照年齡大小進行編排，村裏的文化教育就全權交給瞭他。對於教師生涯的這一段時期，他迴憶說：“當瞭老師就有一份口糧，知青種地不行，教書是受歡迎的。當地的少數民族最歡迎兩種人：醫生和老師，對這兩種人特彆尊敬。學生們幫我打柴挑水，傢裏有什麼好吃的也給我端過來。他們有很多人現在都當瞭官，還經常邀請我迴去看看。”讀書時一直很調皮的馮象，下鄉後百無聊賴開始看書。數理化自學起來很睏難，他就專攻文科。由於小學學過俄語，中學又接觸過一點英語，自己對外語也比較感興趣，他自學起瞭英語和法語。傢裏人對馮象學外語多少有些提心吊膽，因為看的淨是“封資修”的東西，生怕他鬧齣亂子。好在他身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沒人管。由於“邊疆地區能收到的電颱特彆多，當時我聽的都算是‘敵颱’，BBC什麼的，還有蘇修的電颱，哪個波段、哪個時間是哪個國傢的我熟極瞭。老鄉以為我聽的就是漢語，所以我的英語聽力還沒上大學就過關瞭，讀大學時專業課免修。”

當瞭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馮象接到當地軍代錶送來的口信，讓他上公社一趟。“這位軍代錶是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專門監聽境外的電颱，聽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學英語，說是要考考我。”原來自從尼剋鬆訪華後，學英語不再是“封資修”，因急需英語老師，雲南省就辦瞭一個英語教師訓練班，軍代錶有意推薦馮象。馮象跟著馬幫齣大山接受瞭軍代錶的考試，不久就接到瞭參加培訓的通知。“訓練班在大理，由上海來的老師教，我就這樣撈到瞭半年的學習機會。”訓練期間，每月馮象還把自己的翻譯和作文寄給杭州的姨夫，請他批改。姨夫曾留學英國八年，是倫敦大學第一位中國碩士和第一位名譽博士，馮象用的英法文詞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贈送的。半年的培訓結束後，縣中學的校長看中瞭馮象，將他從大山裏調到縣中，從此他成為一名正式教師。而那位給瞭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機遇的軍代錶隨部隊開拔後，馮象就再也沒有見過他。

對一個知識分子傢庭的後代來說，讀書似乎是天經地義的齣路，但在那個年代，誰都沒想到會有高考。正是憑藉這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機遇，馮象一步步離開瞭生活十多年的雲南，北上京城，又遠赴美國。高考時，因為當地的土政策限製，凡是已經當老師的人必須報考師範院校，而其他師範院校又不到雲南招生，馮象隻好以雲南省第一名的成績上瞭昆明師範學院（今雲南師範大學）。馮象迴憶說：“當時招瞭兩個班，一個是四年製的，一個是兩年製的。我們這些人都年滿25歲瞭，學校覺得我們的教學經驗已經很豐富，學兩年夠瞭。”當瞭班長的馮象和同學們迅速召開瞭一個會議，發現全班沒有一個黨團員，全部是紅衛兵齣身。藉著當時跟越南打仗的時機，他們摺騰瞭一個學期，終於迫使學校答應恢復四年製。馮象說，他們這代人身上多少是有些痞子氣的。不過，書隻讀到三年級，他就提前考取瞭北大的西語係，上北京念研究生去瞭。領馮象進入中古英語文學領域的是他北京大學的導師李賦寜先生，同時他自己也意識到：“歐洲現代文明的淵源是中世紀。在現代西方還在運作的那些機構、製度、宗教、道德風貌，都是中世紀開始留下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世紀文化是理解現代西方的關鍵。”

1984年，馮象再次提前畢業，赴美國哈佛攻讀中古文學博士。博士畢業後，當所有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將在這個領域繼續走下去的時候，他卻齣乎意料地來瞭一個大跳躍，轉而攻讀法學，最終又拿下瞭耶魯大學的法律博士。馮象對此的解釋是：“在我們經曆過的那個時代，文學的作用曾經跟法律的作用是一樣的。管理社會也是通過文學作品，像《白毛女》、《紅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都是教育人的，現在的人沒法理解文學曾有那麼高的地位。改學法學，其實隻是改職業，我認為內涵是一脈相傳的。”在香港大學教瞭六年法律後，馮象迴到美國，開始從事有關知識産權的法律谘詢工作，這讓他感到更自由，更有趣。雖然從17歲就拿起瞭教鞭，但馮象以為自己“並不是特彆熱愛教育的人”，“在國內我不是學校教齣來的，我也不覺得我教彆人，彆人就能學會些什麼。”但是在清華大學的邀請下，他現在還是擔任瞭清華大學法學院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

1992年馮象翻譯齣版瞭《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這是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英國盎格魯—撒剋遜時期最古老、最長的一部較完整的文學作品，也是歐洲最早的方言史詩，完成於公元八世紀左右，它與法國的《羅蘭之歌》、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並稱為歐洲文學的三大英雄史詩）。之後，馮象利用業餘時間陸續撰寫瞭《木腿正義》、《玻璃島》、《政法筆記》、《創世紀：傳說與譯注》、《寬寬信箱與齣埃及記》等書籍，還在《讀書》、《萬象》等雜誌和報紙撰寫專欄文章，涉及內容自然橫跨西方古典文學與司法兩大領域，不可謂不活躍。

馮象的讀者集中在兩大類上——關心法律的人群和熱愛文學的公眾，受專業背景的影響，他的書對讀者的素質也提齣瞭一定要求。“有的作傢寫通俗文學，也有的作傢寫給所謂的‘小眾’，尤其搞外國文學、外國文化，這個問題更嚴重。既然是外國的，肯定要陌生一些，再加上我主要研究古代，距離更遠，怎麼寫，用什麼方法同中國讀者說話，是個難題。對作者本人來說也是一種選擇。”為此，馮象進行瞭寫作方式和語言風格上的嘗試。在《玻璃島——亞瑟與我三韆年》中，因為無意寫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他將中古歐洲文學的瑰寶亞瑟王傳奇與自己的親身經曆相交織，在嚮中國讀者係統介紹亞瑟王傳奇的同時，也展示瞭在他眼中“日益全球化、麥當勞化或‘黑手黨化’的‘新新人類’社會，天天麵臨的虛榮與幻想、汙染和腐敗。”而在《政法筆記》中，他又以“法學隨筆”的文風評說瞭魯迅肖像權、婚前財産公證、性賄賂、取名用生僻字等一係列法製領域的事件與現象，被看作是“徹底改變傳統的普法文章”。

從五六年前開始，由於著手重新翻譯《聖經》，馮象的寫作大多與《聖經》相關。他說：“我一般是手頭正在研究什麼就寫什麼方麵的東西，因為經常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為普通讀者介紹一些知識背景。”對馮象重譯《聖經》的舉動，有人覺得沒必要，有人拭目以待，他自己則認為是擺在麵前的又一次曆史機遇，需要好好把握。

馮象本人對其譯本的預期是：“一是為中文讀者（包括信友和聖經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中文學術譯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讓《聖經》立於中國文學之林。”現在馮已經把《新約》全本、舊約中的《摩西五經》、《智慧書》譯完並齣版。

根據英國大衛·烏萊特（D.Wright）的散文譯本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