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1909—1997)　英國哲學傢和政治思想史傢,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齣生於俄國裏加的一個猶太人傢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汀等參與瞭普通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迴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嚮轉嚮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自由四論》（1969，後擴充為《自由論》）、《俄國思想傢》(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麯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6)、《浪漫主義的根源（1999）、《啓濛的三個批評者》（2000）、《蘇聯的心靈》（2004）等。

簡介：

本書是一部係統闡述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生活命運和思想狀況的學術著作。作者揀取各時期的代錶人物，如赫爾岑、巴枯寜、彆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麵分析其思想特徵及其所代錶的時代精神，並將其置於整個俄羅斯和歐洲的曆史背景之中。全書論述縱橫捭闔，精彩紛呈，堪稱一部研究俄國知識分子的力作。

導讀：

本書堪稱寶貴財富的積纍……它為我們揭示瞭一個異乎尋常地重要的思想躍動期。

——理查德·戴維

作 者 前 言

本書是一個係列四冊中的第一冊，收集我將近三十餘年來在不同場閤撰寫或者以演講稿的形式發錶的文章，因此，主題不如其他連貫構想的書那麼統一。這些集子的主編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發掘，並且不厭精細、剋勤無懈，務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誤失確、相謬互悖、隱晦不明之處，盡獲消除，我自然最為感激。所餘缺陷，責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謝凱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為此書補足一篇討論，她對書中所論問題及處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瞭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謝她百忙中不辭煩冗，核對、有時並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與過度師心自用的翻譯。她的穩健支持，幾乎令我相信此書果真值得她花這麼多明智且專注的工夫。我隻有希望，所得成果會證明她與哈代博士的時間與精力花得有道理。

諸文之中，有幾篇原是對一般聽眾的演說，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讀。付梓的版本，即依據講詞記錄與當時隨身筆記便條而來，因此，我很明白，風格與結構上都帶有它們原初的特徵。

實際上，諸篇正文未經更易。我沒有參考成文以來所問世的有關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傢的任何資料，從事修正，因為管窺所及，這個（梨痕稀疏的）領域裏，尚未見有能嚴重懷疑諸文中心論旨之作。不過，我可能有誤；若然，我願嚮讀者保證，這是由於我孤陋寡聞，而非由於我對一己見解的效力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的確，本書所收諸文的整個旨趣——如果它們可說有何單一趨勢的話——就是不信任誰能自稱在任何人類行為領域的事實或原則問題上擁有顛撲不破之知。

以賽亞·伯林

導論：復雜的慧見

艾琳·凱利

不要在這本書裏尋找解答——你會一無所獲；統而論之，現代人沒有解答。

赫爾岑：《彼岸書》導言

為瞭嚮莫洛爾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釋俄國革命，羅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會說，布爾什維剋專製雖然可怕，好像恰是適閤俄國的那種政府：“自問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說裏那些角色，你就明白瞭。”

俄國理當實行專製社會主義的看法，許多西方自由主義者認為並無不公，至少，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那些“魔鬼”——俄國的激進知識階層，他們作如是觀。就其與社會疏離以及其給予社會的衝擊的程度而論，十九世紀俄國知識階層可謂舉世無二。他們的意識形態領導人物，是一個具有教派凝結力與使命感的小集團。他們在道德上熱烈反對現有秩序、心智上專一貫注於觀念、信仰上惟理性與科學是從，遂為俄國革命開道鋪路，而造成他們本身重大的曆史意義。但是，英國與美國的曆史學傢對待他們，常生屈尊俯視之心，而且往往帶有道德上的厭惡感；因為他們盡其熱情以附和的理論並非己齣，而是藉自西方，且其瞭解多不完全；他們狂熱騖從極端的意識形態，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的魔鬼，衝嚮盲目的自我毀滅，還拖著他們的國傢同歸於盡，隨後更貽害世界許多其他地區。這個信念既深嵌於盎格魯—撒剋遜世界的看法之中，復由俄國革命及其後果而強化，對觀念的熱烈與興趣於是被視為心靈與道德混亂失序的徵候。

這個對俄國知識階層的看法，有個自由主義的聲音強烈且一貫不贊同——而且，這是一種相當卓絕的聲音。以賽亞·伯林是本世紀最傑齣的自由主義思想傢之一。在政治哲學根本問題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論》有絕頂重要的貢獻。作為思想傢，他的獨創性，是本諸一種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而兼融一種純屬歐陸的、對觀念及其政治實際影響的執著；他的論述裏充滿一個信念，認為，要瞭解觀念在行動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瞭解他所謂右派與左派的“巨大專斷見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與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瞭解並維護自由主義的價值。過去半個世紀，英國對歐陸思想運動相當冷漠，對這種冷漠，他在英國思想生活上的建樹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動明澈的論文與演說傑作裏，他廣涉歐洲重大思想傳統，博觀後文藝復興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幾位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傢的理念與人格。在首次成集於本書的幾篇文章裏，他更深入探討俄國知識階層現象。

以賽亞·伯林對俄國知識階層的研究路數，是注意其人如何“體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觀念以解決道德要求。這個題目的研究，大多依據曆史上的後見之明來判斷政治上的解決，他則反是，最關心該知識階層所提齣的社會與道德問題、他們所尋求解決的睏境。他論述俄國題目的文章自成其說，無待於哲學上的注疏與參校，不過，這些文章對他思想史方麵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題，也是個實質上的增益，而且，放在這更大更廣的架構裏，最能顯齣獨造之處。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為，人類道德行為隨一些未有定論的問題而轉移，他取他認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選取的問題是：所有絕對價值到底是否並行不悖，或者，人生怎麼過的問題是不是沒有單一的終極解答、人類是不是沒有一個客觀而四海皆準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裏，他探索瞭一元與多元世界觀，講究其心理與曆史根源與後果。他提齣一個論證：在黑格爾與馬剋思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極權結構不是可怕的變態，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裏一項主要假設的邏輯發展。這項假設是：宇宙有個單一目的，緣此目的，一切現象底下有個根本的統一。這根本的統一，有人說可經科學探討而發現，有人說可由宗教啓示而獲得，又有人說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發現，就能為人生如何過的問題提供最終的解決方案。

這信念的幾個最極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類看法將人類視為抽象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實踐上導緻種種罪惡的走火入魔。不過，伯林強調，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視為病態心靈的産物。蓋人有感於內在分裂，渴望一種神秘但已失落的整體性，遂生齣“一股深刻、無可救藥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於這股需求，而為一切傳統道德之基礎。這股絕對價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個極力脫卸擔子，使人不必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衝動，亦即將這擔子轉給一個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統一整體——“自然、曆史、階級、種族、‘我們時代的殘酷現實’或者無可抗拒的社會結構演化；該整體會把我們吸收並融入其無限、漠然、中性的質地組織裏，對這組織加以評價或批評，是愚蠢的，與之相抗，也注定失敗”。

伯林相信，正由於一元現實觀迴答瞭人類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貫的多元論素來是個相當罕見的曆史現象。多元主義，以他所取於此詞的意思而論，不可混同於一般界定的自由主義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義看法，極端主義者是對真正價值的扭麯；社會和諧與道德生活之鑰，寓於溫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與中庸。據伯林所瞭解，真正的多元論更強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膽，它拒斥所謂一切價值衝突皆可由綜閤（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獲終極解決，以及所謂一切可欲目標都能相互調和之說。多元論認為，人性如此，其所産生的某些價值容或同等神聖、同等終極，卻會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無可能成立一種客觀的等級層次關係。因此，道德的行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沒有普遍共通標準的協助下，在無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價值之間做痛苦的抉擇。

據他所見，一個人若想認識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質，道德上這種永遠可能的不確定性就是他必須付齣的代價。如果你主張紛雜多樣的人類目標與誌嚮既無法以任何普世一緻的標準來評價，也不能從屬於某種超越的目的，那麼，個人自我指導而不受國傢、教會或黨派指導的權利，分明至高無上。不過，他認為，這信念固然隱含於某些人文主義與自由主義態度之中，惟因一貫的多元論所導緻的後果極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層次上利於西方傳統裏一些居於核心、未受批評即獲成立的假設，故極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錶。在討論維科（Ｖｉｃｏ）、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與赫爾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裏，他曾彰明，少數詳述多元論後果的思想傢素來一貫遭受誤解，其創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論》裏，他認為，世界上的多元論識見，往往是曆史上的幽閉恐怖癥（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産物：思想與社會僵化之時，一緻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對人類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鉗製，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擴伸個人責任與自發行動的範圍。然而曆史上居於主導地位的是一元論的學說。由此可見，人更容易染患廣場恐怖癥（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曆史危機時刻，由於必須作抉擇，人心生齣恐怖與精神病癥，遂汲汲於讓棄道德責任的疑慮與苦惱，換取決定論的識見——或保守、或激進的決定論；這些識見賦予他們“囚禁中的平靜、自足的安全、一種終於找到自己在宇宙裏的適當位置的感覺”。他指齣，對確定事物的渴求，從來莫過於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論》就是一項強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過層層轉深的道德體悟。亦即透過一個“復雜的”世界觀，察識這類確定事物所根據的基本謬誤。

和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伯林相信，這種層層加深的體悟，可由研究俄國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獲得。但他的結論與他們殊不相同。他懷著使他對歐洲思想傢産生全新洞識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國知識階層成員盡屬狂熱一元論者之說。他彰明，他們的曆史睏境強烈地使他們對一元與多元兩類世界觀俱有好尚——俄國知識階層迷人之處是，他們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員由於同時兼具曆史幽閉恐怖癥與廣場恐怖癥，而且兩癥同等深劇，因此，既熱烈心儀、同時在道德上又厭斥彌賽亞式的意識形態。結果是他們一場極為專心的自我反省，而對我們這時代的重大問題産生瞭許多先知式的洞識。

俄國那場産生瞭一連串韆禧年政治教條的極端廣場恐怖癥，其起因已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試圖按照西方模式，將俄國造成一個立誌國傢。在隨那場革命失敗而來的政治反動裏，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與其落後祖國深相疏雜。精力既失實際發泄口，他們將他們的社會理想主義轉入一種宗教般專緻的真理追尋。他們透過當時風靡歐洲的曆史哲學（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學體係，希望找到一個使周遭的道德與社會渾沌狀態具有意義，而且使他們能在現實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絕對價值的這股渴求，産生瞭一種毀譽參半的一貫性。伯林指齣，這種一貫性是俄國思想傢的最顯著特徵——他們習慣於將觀念與概念推究到最極端、甚至荒謬的結論：未達推理的極端結果而止步，他們視為道德怯懦之徵，錶示你對真理的獻身不夠充分。不過，伯林強調，這種一貫性背後，還有第二個而與第一個互相衝突的動機。西化的少數人由教育與閱讀而吸收瞭啓濛運動與浪漫主義的自由與人性尊嚴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強力專製在這些人心中産生瞭比較先進的歐洲諸國所沒有的幽閉恐懼癥。結果，俄國知識階層追尋絕對價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棄絕對價值——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傳統與固有信仰、教條、建製；他們相信，這些東西扭麯瞭人對自身及其適當社會關係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國與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歐洲諸次革命之敗，影響所及，加速瞭這個摒棄過程。俄國知識階層自此極不信任西方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的萬靈藥。在俄國知識階層道德最敏感成員心目中，思想的一貫（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們所謂“忍苦體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過一個痛苦的內在解放過去，剝去一切安慰人心、傳統上因襲掩飾，或者為社會與道德專製製度設辭辯護的幻相與片麵真理。這一步，導緻他們針對日常社會與政治行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設，作涵義深遠的批判。這種一貫、連同其中由信仰與懷疑交雜而來的種種緊張，以及其所導齣的洞識，就是伯林俄國思想傢幾篇文章的中心主題。

在幾幅個彆思想傢畫像裏，他顯示，俄國知識階層幾位最傑齣的成員由於既懷疑絕對價值，後又渴望發現某種統一的、一舉解決所有道德操持問題的真理，因而內心不斷分裂交戰。有些人屈服於後麵這股衝動：巴枯寜以撻伐獨斷教條對個人的暴虐而成名，開創其政治生涯，及其終也，反要求人完全附從他自己所持素樸農民特具智慧的獨斷教條。此後，一八六年代許多破壞偶像的青年“虛無主義者”未加疑問，即接受一種粗糙的唯物主義教條。其他思想傢比較嚴肅而持恒。批評傢彆林斯基經常被舉為俄國知識階層非人狂熱的至高例子：由黑格爾原則，他推論尼古拉一世的專製為宇宙和諧的錶徵，世人應違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極為動人的彆林斯基研究裏，伯林指齣，信仰的渴求容或導緻彆林斯基一時維護如此可怕的命題，未幾，他的道德誠實仍驅使他摒絕這盲惑之見，轉取一種熾熱的人文主義，而宣斥一切巨大時髦的曆史哲學體係為要求活生生個人嚮抽象理想犧牲的莫洛剋神（ｍｏｌｏｃｈ）。彆林斯基其人具現瞭俄國這種一貫性裏的矛盾：知識分子原本欲求一個能抵製破壞的誘惑的理想，這欲求卻導使他們緻力於破壞，而以他們的熱情與清明暴露瞭某些社會與人性假設（絕對與普遍解決法信念基礎所在的假設）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裏討論主導十九世紀俄國激進思想的民粹主義傳統，文中他彰示民粹主義者有一點遙遙領先他們的時代，他們知覺到深信生産過程可以量化、中央化與理性化的當代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進步理論裏所蘊蓄的非人涵義。

知識階層大部分成員認為，他們以破壞為主的批判隻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麵，以備某種偉大的意識形態建構。依伯林所見，此事與我們這時代具有異常的關聯：我們這時代，惟有一貫的多元論能保護人類的自由，使其不受體係建構者劫掠侵奪。他並且顯示，這種多元論充分顯現於一位創意至今仍大受忽視的思想傢觀念之中——其人即赫爾岑。

赫爾岑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個信仰過時社會主義烏托邦的俄國激進分子。在兩篇討論赫爾岑的文章，以及在他為赫爾岑最偉大作品《彼岸書》與《往事與隨想》撰寫的導論裏（（這兩篇導論，本書未錄。《往事與隨想》導論收於即將齣版的選集《反潮流》。）），伯林轉變瞭我們對他的瞭解，確立他為“俄國三位天纔道德導師之一”、現代一些關於自由的最深刻論述的作者。

赫爾岑亦如俄國知識階層其餘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會主義裏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國農民的本能將導緻一種比西方任何社會主義都優秀的社會主義。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會問題的終極解決法，理由是，終極解決之追求，與人類自由之尊重，無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寜一樣心儀青年黑格爾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於否定人類習慣使自己與他人奴從的破舊教條、傳統、建製。他以惟有施蒂納（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倫的徹底一貫性，摒斥絕對價值，而且由此導齣一種根本激進的人文主義。過去的解放運動所以失敗，他歸因於一種緻命的不連貫：甚至其中最激進的偶像破壞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趨勢——為人解開一具桎梏，隻是要教他們奴事另一具桎梏。隻拒斥某幾個特殊的壓迫形式，後來行之不遠，因為未能直搗其共同本源——抽象觀念對個人的暴虐宰製。伯林彰明，赫爾岑對所有決定論進步哲學的抨擊，顯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極惡大罪之一，是將道德責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轉嫁給一個無可預測的未來秩序”——以對某種遙遠烏托邦的信心，聖潔其巨惡大罪。

伯林強調，赫爾岑自身的睏境是個非常現代的睏境：他分裂於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與優異（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衝突的價值之間。他認識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貴族所特具的思想與道德自由及美學優點。他未學左派理論傢醉心於犧牲與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樣瞭解一個我們今天纔清楚的要點：這些價值的公有中項——可以“群眾社會”為代錶——不曾兼得兩個世界的精髓，卻往往是穆勒所謂美學與倫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體平庸”——個人滅頂於群眾之中。伯林抱持頗為令人信服的理由，齣之以生動投入如赫爾岑的語言，體會並嚮英語讀者傳達赫爾岑下列這個信念的原創獨到：個彆與特殊問題沒有全盤解決法，隻能通之以一時的權宜處理，而且這些一時權宜之計在根本上必須敏感於各個曆史情境的獨特性，並且善能迴應紛雜個體與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國思想傢的自省，談到兩位作傢——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在俄國作傢與思想傢的關係上，這些研究反駁瞭一個流傳廣遠的錯誤觀念。世人嚮來認為，在俄國，文學與激進思想形成兩個明顯而彼此敵視的傳統。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對知識階層的著名嫌厭，常被援引以強調俄國偉大作傢與知識階層的鴻溝：作傢關懷而探索人類的精神內在，知識階層則為唯物論者，隻關心外錶的社會存在形式。在討論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文章裏，伯林說明，他們的藝術惟有視為激進的知識階層也經驗到的同一場道德衝突的産物，纔能瞭解。他這幾篇文章具有雙重意義：作為批評之論，它們所提供的洞識，應使我們根本改變我們對俄國最偉大作傢中的兩位的瞭解；作為關於兩種對立現實觀之間的衝突的研究，它們在思想史上是一項意義重大的貢獻。

在他討論托爾斯泰史觀的著名著作《刺蝟與狐狸》，以及名聲稍次的文章《托爾斯泰與啓濛》裏，伯林說明，托爾斯泰藝術觀與道德說教之間的關係，可以視為一元與多元現實觀的一場巨大鬥爭來瞭解。托爾斯泰那種“緻命的虛無主義”，使他指斥一切理論、教條與體係妄圖解釋、整理、預測復雜且矛盾的曆史與社會的存在現象，但這虛無主義背後的驅力，是他自己熱切渴望發現一個含蓄萬有而無懈可擊的一元真理。於是，他長居於自相矛盾之中，即體悟現實之復雜多樣、又隻相信一個“浩大、一元的整體”。在他的藝術裏，他對不可簡化的復雜多樣的現象錶現瞭無比卓絕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說教裏，他卻鼓吹簡化，欲將大韆現象化歸於單單一個層次——俄國農民、或者素樸的基督教倫理層次。伯林有些論述，心理探討之精巧細膩與發微索隱，可以列入曆來有關托爾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這些段落裏，他顯示，托爾斯泰的悲劇是，現實感極其強烈，無法與他自己樹立的任何狹隘理想並立；赫爾岑作品中明陳的結論在托爾斯泰的生命悲劇裏獲得證實，他再極意嘗試，也無能調和彼此對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標與態度。他失敗瞭，他無能力解決他的內在矛盾，不過，這失敗卻使最睏惑、最嫌惡他的說教內容的人也能明見他的道德器識。

托爾斯泰，狂熱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傢、謳歌“沒落彆墅的殘暉餘魅”的詩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傢像這兩位這麼缺乏共通之處。不過，在討論屠格涅夫的文章裏，伯林顯示，他氣質上是自由主義者，厭惡教條之狹隘、反對極端的解決法，但年輕時候，也曾深為同代人的道德奉獻以及他們對專製獨裁的抗爭所影響。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彆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與不公道交戰，藝術傢不可自居為中立觀察者，而當如一切堂正之人，獻身投入，力圖樹立並宣揚真理。經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義一變而迥異於歐洲當時的自由主義，遠不如其自信與樂觀，而更現實。他的小說記錄瞭俄國知識階層的發展，在裏麵，他檢驗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溫和人士與極端分子間的爭論，以深重的矜慎顧慮、穎悟的道德感識，探索個人與集團的長處與弱點，以及他們執迷的教條學說。伯林強調，屠格涅夫自由主義獨到之處，是他與赫爾岑共持（雖然他認為赫爾岑的民粹主義是幻覺）、而與托爾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盡管他敬佩他們的專誌）的信念：社會的核心問題沒有所謂終定（ｆｉｎａｌ）的解決。在一個自由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都洋洋自足於相信進步無可避免，認為牢固不變的曆史力量——主宰經濟市場的法則、或者社會階層之衝突——已經預先替人標明政治抉擇，而且被引用來為那些抉擇的後果負責的時代裏，屠格涅夫對於自由主義者確信不疑而為現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辯白，或者對於激進人士確信不疑而為他們本身之無情破壞所作的說辭，即已知覺其空洞無物。因此，二十世紀激進人文主義者的睏境，他可謂先得會心。二十世紀激進人文主義者的睏境，我們當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傢之一柯拉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為Ｓｏｌｌｅｎ與Ｓｅｉｎ之間，亦即價值與事實之間，一場無時或已的痛苦抉擇：

這個問題一再重現，形貌有異而已：烏托邦主義對機會主義，浪漫主義對保守主義，以及一邊是毫無目的的瘋狂，一邊是與喬裝成明智的罪行閤作——我們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選擇變成這些對立的兩極？責任高喊著武斷的口號，是西拉；現有的世界自動認可它本身最可怖的産物——與此世界相從，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為麥西拿海峽（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實為巨岩（或說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實為漩渦，與西拉互為犄角，船隻航行其間，非滅頂於漩渦，即撞碎於巨岩，頗為險惡。兩字連用，為進退維榖、顧此失彼之意。——譯注））。我們如何避開這二者必取其一的緻命抉擇？既然假定——我們認為必設的根本假定——我們永遠沒有能力真正且精確測齣所謂“曆史必然性”的極限，因此，也永遠沒有能力明確判定社會生活中哪個具體事實是曆史命運的成分、既在現實中又隱藏著什麼潛在發展，我們如何避開這抉擇？

柯拉剋夫斯基如此陳述我們當代這個兩難式，其說當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個與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傢，在一個世紀以前就麵臨這睏境。在片麵之見——保守主義或烏托邦之見——的擁護者尚未擁有科技設備來對無限的人類材料作實驗以前，要辯說其中一個極端看法，或者甚至辯說兩者之間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並不如今日睏難。伯林顯示，在自由主義者與左派理論傢都還自信其本身體係完足的時代，屠格涅夫已經達到，並且在他的藝術裏具現一個比較復雜的識見。

伯林極盡詳細討論的這三位人物裏，他與誰最相共鳴，實無可疑。他彰明，托爾斯泰道德壯闊，然當其委棄他藝術上的人性慧見而取專製淩人的獨斷教條，其盲目無明，亦令人可厭；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穎悟、善感於現實，卻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進知識分子的勇氣與道德獻身。他的逡巡不決，往往是一種“優遊自適之中，與物相感”的憂鬱狀態，終歸於不動情緒，超然局外。

他最感親切相得者，殆為赫爾岑（雖然他指齣屠格涅夫論斷中肯：赫爾岑未曾擺脫一個幻覺——他對“農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職演說《兩種自由觀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裏，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話，作為終結：“明白自己的信念隻相對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撓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彆於野蠻人之處。”（（收於《自由四論》，語見１７２頁。本書已有中譯本。陳曉林譯，颱北：聯經齣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五年八月。——譯注））如伯林所示，赫爾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見，其為真理而自我犧牲之奉獻，則堪與托爾斯泰相仿。就此而論，他既勇敢且文明。他瞭解“現代人的最深災禍之一，不是陷入現實，而是執迷於抽象觀念”；解得此義的他，眼光相當具備伯林認為政治智慧本質所在的一貫多元性。

論者常說，俄國的民族特性，善於以某種特殊的極端方式，錶達人類處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徵；許多人也認為，俄國知識階層的曆史意義，在其以病態誇張的形式中體現人類對絕對價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則就此知識階層的“普遍性”，為我們提齣一個大異其趣、兼且復雜得多的詮釋，其中彰明，因為種種曆史理由，他們體現的不是一個、卻是至少兩個根本而且彼此對立的人類衝動。他們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麵又要求確定無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兩者不斷衝突，導緻他們明銳感悟到二十世紀屬於核心地位的道德、社會與美學問題。

俄國知識階層的這個思想層麵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因於這個階層大部成員作品裏顯明的思想缺點。彆林斯基之類人物，取外來觀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復不變的運用，支離滅裂，蕪蔓繁增，這連同世人認為他們應該負責的政治災難，引使西方學者熱烈響應恰達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論斷：俄國若有任何嘉惠舉世的教訓，這教訓就是，世人應不計代價，避其故轍。但伯林以其精識品質的銳利本能，又全無往往與後見之明俱生的紆尊降貴之心，在知識階層作品的這個形式缺陷背後，覺察一股值得注意與尊重的道德熱情。本書諸文足以證明他嚮英國聽眾宣揚多年的信念：熱心於觀念，即非過失，亦非惡習，相反，惟以道德與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識見，透入並揭示社會與政治理想的隱蓄涵義與極端後果，纔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狹隘與專製識見之惡。

誠如他在《自由四論》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學傢能徹底駁倒決定論所謂主觀理想對曆史事件沒有影響力的命題。但是，本書諸文深體道德本質為人性來源，精察當事者如何於內在衝突中“體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邏輯論證之力，支持瞭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貫信念：人類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們自由抱持的理想與信念會對事件發生或善或惡的影響，且其影響之頻繁，有過於決定論者所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