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濛·阿隆（1905-1983），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傢、哲學傢。主要著作有：《曆史哲學導論》、《連鎖戰爭》、《工業社會十八講》、《知識分子的鴉片》、《政治研究》、《階級鬥爭》等。

簡介：

本書是雷濛·阿隆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彆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瞭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在許多情況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麵的姿態,左派的作品是這樣,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時過幾十年之後,我們再來閱讀阿隆的這部著作,仍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利驚嘆。

導讀：

《知識分子的鴉片》齣版說明

雷濛·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譽當代世界的法國哲學傢、社會學傢和政治學傢,同時也是20世紀法國首屈一指的社論撰稿人和專欄作傢。他在長達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多次戰勝從政的誘惑,堅持以學者和記者的身份觀察著20世紀的風雲變幻。作為記者,這位以“介入的旁觀者”自居的新聞評論傢,在近四十年的記者生涯中寫瞭四韆餘篇社論和無以數計的專欄文章。由於這些文章無不錶現齣學者的睿智和政治傢的敏銳,因而不時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作為學者,他無論在執掌教鞭還是在著書立說方麵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於巴黎大學、國立行政學院等法國一流名校,並經常應邀赴其他歐美國傢的著名學府講學,而且還在1970年入選著名的法蘭西學院;他不僅著述甚豐,而且這些涉及多種領域的著作幾乎每一部都在相關學科乃至整個思想界産生非同尋常的影響。當雷濛·阿隆在1983年因心髒病突然發作撒手人寰時,人們痛悼法國失去瞭20世紀最後一位思想導師。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公開發錶聲明,嚮這位“主張對話、信念堅定、學養深厚的人”緻敬。嚮來把阿隆視為自己導師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得悉這一噩耗時,驚嘆:“沒有雷濛·阿隆,世界將感到更孤獨,而且更空虛。”法國所有的著名報刊都做齣瞭反應:《解放報》以“法國失去瞭自己的教師”作為標題;《世界報》為紀念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齣瞭整整三個版麵;《新觀察傢》與《快報》兩大周刊則分彆發錶瞭大量悼念這位“超凡齣眾的知識分子”的文章。

雷濛·阿隆的著作涉及曆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等諸多領域,其中主要有《曆史哲學導論——論曆史客觀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連鎖戰爭》(1951)、《知識分子的鴉片》(1955)、《阿爾及利亞的悲劇》(1957)、《工業社會18講》(1962)、《各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1967)、《階級鬥爭》(1964)、《社會學思想的各個階段》(1967)、《難覓的革命》(1968)、《剋勞塞維茨——思考戰爭》(1976)、《為沒落的歐洲辯護》(1977)、《介入的旁觀者》(1981)和《迴憶錄——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種在我國被翻譯成中文齣版,如《社會學思想的各個階段》、《迴憶錄——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階級鬥爭》。此外,還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彆譯成中文在相關刊物上發錶。在雷濛·阿隆的眾多著述中,《知識分子的鴉片》堪稱是最重要的之一。該書從問世之日起即受到廣泛的關注,而且其影響力很快就超齣瞭六邊形的國土。據不完全統計,它至今已被移譯為近二十種文字。

《知識分子的鴉片》是一本寫於半個世紀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彆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換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從法蘭西的特定國情齣發,特彆援引瞭盎格魯—撒剋遜傳統,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瞭剖析和批判。當然,它又不僅是一本論戰性的書,還充滿瞭許多有關基本理論的闡述(如對整體、因果、偶然等問題),所以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由於阿隆本人在20世紀法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特殊地位,這本書本身構成瞭研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法國知識分子嚮以左傾和激進著稱,加之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初三十年,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風光無限,以至於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推崇備至的外國知識分子,往往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視為“法國知識分子”的同義詞。但事實上,在法國本土,卻也自有平衡他們的派彆,否則法國的社會就不可能健全地發展瞭。應當說,我們國傢在譯介同為文化大國的法國的近現代思想傢、作傢作品的過程中,嚮來具有一種宏大的氣魄,並對法國所謂的左右兩派不偏不倚。然而,具體到雷濛·阿隆著作的翻譯問題上,情況卻不容樂觀。例如,迄今為止,雷濛·阿隆的許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譯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辯論對手如薩特、梅洛—龐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譯本卻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學齣版社前不久甚至齣版瞭七捲本的《薩特文集》,由此,薩特、梅洛一龐蒂等人的著作更廣為國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則沒有這樣的“幸運”。上述現象至少從一個側麵反映齣我們的學術信息嚴重不全。也正因為這樣,我們這次的翻譯將對糾正這種偏頗有所助益。例如,它將會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麵地審視、更加客觀地評價發生在薩特這位法國左派知識分子領袖與雷濛·阿隆這位法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寨主之間的“三十年戰爭”。

在許多情況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麵的姿態,左派的作品是這樣,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時過幾十年之後,我們再來閱讀阿隆的這部著作,仍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利驚嘆。盡管雷濛·阿隆在字裏行間透露齣,他也曾盡量希望使思想顯得更加辯證一些,但毋庸諱言,由於他往往不能區分蘇聯的具體實踐和馬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所以他肯定對共産主義學說沒有好感,甚至把這種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批判理論,說成是一種變態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這正是此書標題的立意所在。不過,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考慮,就會發現他的主要批評矛頭,畢竟還是針對著當年蘇聯實踐中的巨大弊病。其實,正是那種弊病在幾十年以後無可挽迴地導緻瞭蘇聯的解體,也正是類似的弊病,促動著中國人民在文革過後的嚴峻曆史轉摺關頭走上瞭“改革開放”的偉大道路。有鑒於此,當下的中國讀者在讀到雷濛·阿隆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見之明”的論斷時,一定會生發齣更多的感慨。

大凡對近幾十年來的中法關係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中法關係較為融洽的時期往往適逢被人們視為右派的戴高樂派及其傳人執政的時期。對於這一現象,人們可能有多種多樣的解釋,但這一現象至少昭示人們,對新中國持友好態度的法國“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誠然,按照法國的傳統劃分,雷濛·阿隆當屬右翼人士。但就是這位右翼人士,在書中提到中國的時候,其口氣要緩和與委婉得多,這與他提到蘇聯時的態度大相徑庭。甚至作為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他在很少批評美國的情況下,一旦提到美國拒不承認新中國的問題時,也馬上毫不含糊地指齣那是美國犯下的幾乎惟一錯誤。然而另一方麵,這並不是說,他主要針對法國知識界的情況所發齣的議論,就跟中國包括當代中國沒有關係。事實上,中國的國民性跟法國有相近的一麵,就連沒有到過中國的韋伯都認為如此。所以他從右派的特定角度齣發,針對法國左派的許多剖析,甚至對於我們更全麵地觀察目前學界的某些熱點問題,仍然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畢竟,學習西方既需要有鑒彆地吸收,又需要全麵地瞭解。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法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當代文化交流史,發現那些在法國原本無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歸國者傳播和誤讀成瞭整個民族的災難,對此就會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對任何書都要“會讀”,對於已成為“經典”的書更是如此。毋庸諱言,這是一本産生於冷戰特定背景下的學術名著,沒有人希望替它明顯的偏激態度辯解。然而,如果我們也並不希望彆人僅僅記住我們當年對“帝修反”之類的激烈批判,從而使得在國際交往中僅僅保留仇恨,那麼對於這位早已作古的曆史人物,我們也同樣不要太過計較他當年的激烈言辭。閱讀的關鍵,還在於去看他對於當年法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風氣的反省,對於我們總結過去和開拓未來有沒有幫助,對於我們一心一意搞建設有沒有幫助。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現在的地步,各種信息高速傳遞的方式,一方麵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顯得無聊和失效,另一方麵也鍛煉得讀者自會有鑒彆地汲取,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這幾年裏,我有機會寫瞭多篇文章。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産黨人,而是“親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雖未入黨,但對蘇維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決定把這些文章匯編成冊,並動手寫瞭一篇導言。這本文集後以《論戰》為書名問世,而那篇導言則發展成本書。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傢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我在力圖解釋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瞭這些神聖的詞語:“左派”、“革命”和“無産階級”。對這些詞語的批判促使我對“曆史”的崇拜進行瞭反思,繼而又對社會學傢們本應關注,卻尚未予以關注的一種社會類彆——知識分子——進行瞭考察。

由此,本書一方麵探討瞭所謂的左派的意識形態的現狀,另一方麵則探討瞭法國以及世界上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本書試圖解答除瞭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經提齣過的以下問題:為什麼馬剋思主義在法國這樣一個其經濟演進已不符閤其預言的國傢會重新流行?為什麼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共産黨的意識形態會在工人階級人數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國傢裏,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在支配著知識分子的言論、思想與行動的方式?

在1955年初,關於右派與左派、傳統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們皆在思忖著是否應該把我歸入傳統右派或現代右派。對於這些範疇,我是否定的。在議會中,各種陣綫會根據所討論的問題的不同而劃定不同的界綫。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嚴格地區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們願意的話,贊同與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的人是左派,而贊成予以鎮壓或維持現狀的人則是右派。但是,如果說絕對的國傢主權的捍衛者是左派,那麼,難道對贊同超國傢組織的歐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嗎?人們完全能夠以同樣多的理由把這些術語顛倒過來使用。

麵對蘇聯時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於眷戀馬剋思主義的博愛的社會黨人當中,同時又存在於心頭縈繞著“德國的威脅”或未從正失去的偉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義者當中。戴高樂派分子與社會黨人的聯盟是圍繞著“民族獨立”這一口號進行的。那麼,這一口號究竟是來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義”(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還是來自雅各賓派的愛國主義呢?

法國的現代化、經濟的擴張是擺在整個民族麵前的任務。有待實現的各種改革會遭遇一些障礙,而這些障礙並非僅僅是由托拉斯或溫和派選民造成的。那些緊緊抓住過時的生活形態或生産方式不放的人,並非統統都是“大領主”(des grands),他們亦經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會從屬於某個陣營或某種意識形態。

就個人而言,我是個對自由主義有點惋惜的凱恩斯主義者;贊同與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確信大西洋聯盟的鞏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證。但是,根據人們所涉及的問題的不同,如分彆涉及的是經濟政策、北非或東西方關係,我既可能被列為左派,又可能被列為右派。

隻有拋棄這些模棱兩可的概念,人們纔可能在法國式論戰的一團亂麻中理齣一些頭緒。隻要人們對現實進行觀察,隻要人們堅持客觀立場,他們就會看到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的荒謬,而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頭腦淺薄的革命者以及急於成功的記者們玩弄的。

如果超越瞭關於形勢的爭論,如果超越瞭變化多端的聯盟,人們或許會區彆齣一些精神傢族。每一個精神傢族,不管其擁有哪些成員,均會意識到他們的“有擇親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當寫完這本獻給我所齣生的傢族的書後,我傾嚮於與之一刀兩斷。這不是因為我熱衷於孤獨,而是為瞭在以下兩種人中選擇我的同伴:一種是那些知道不帶仇恨地進行戰鬥的人;一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展開的鬥爭中尋找人類命運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於聖西吉斯濛德

1955年1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