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龍，1958年生，山西新絳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山西省曆史學會會長、教育部曆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主要從事中國社會史理論與方法、區域社會史、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等研究，提倡“走嚮田野與社會”。代錶性著作有《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人民齣版社1992年版）、《走嚮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初版、2015年修訂版）。

山西之長在於煤，山西之短在於水。煤和水是山西區域社會曆史變遷的核心因素，也是研究山西區域社會的突破口。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山西水資源問題，就是要剋服過去“就水而水”，以水利工程和技術為主的單一框架，建立“以水為中心延伸齣來的區域性社會關係體係”，勾連環境、土地、森林、植被、氣候等資源要素及其變化，進而考察由此形成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製度、組織、規則、象徵、傳說、人物、傢族等社會生活和社會變遷的“整體的曆史”。本書內容涉及水利社會史研究的理論方法、河域泉域、湖泊存廢、分水爭水、水權水案、水利水患、禮治製度、傢族祭祀等多方麵，意在建立“以水為中心的山西社會”的基本研究框架。

☆精彩試讀

“水利社會史”探源——兼論以“水”為中心的山西社會

本文的初衷是試圖對國內目前令人倍加關注的水利社會史這一領域的研究加以理論思考，通過梳理該專題的學術發展脈絡，拓寬學術視野，在糾正一些錯誤認識的基礎上，提供一種可供藉鑒的有效學術路徑。這一所謂的“錯誤認識”，是指在時下研究中，對水利社會史的理論追蹤，隻是追溯到美國學者魏特夫的“水利國傢”、“治水專製主義”和魏氏學說影響下的日本學界的“水利共同體論”。就國內學界而言，也是將與魏氏交從甚厚，受其思想影響較深的美籍華人學者冀朝鼎有關“水利與基本經濟區”關係的論述視作起點。從學術史來看，盡管我們難以抹煞魏特夫及其同時代學者之水利學說的重要影響，但其並非水利社會史研究之濫觴，而是另有源頭。追本溯源是曆史學和人類學者共有的專長。隻有找清楚源頭，把握好路徑，纔有益於從理論和方法論層麵加深對水利社會史的理解，從而促進該領域的學術研究。為此，本文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將首先采用倒敘的

方法由近及遠地對水利社會史的理論根源加以追蹤，以探究其根源所在。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一

近年來，一項由中法學者共同完成的國際閤作項目“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在中外學界引起極大反響。該項目主持單位為法方的法國遠東學院和中方的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項目組成人員15名，包括中法雙方的曆史學、人類學、民俗學、地理學、考古學、水利學和金石文字等多學科的學者。項目組曆經4年（1998—2002），完成《陝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4 部，涉及陝西關中東部及山西西南部的灌溉農業區和旱作農業區共計六個縣份。這套資料集已由中華書局於2003 年先後齣版。

在我看來，這套資料集至少在三個方麵值得稱道，一是較好的切入點和問題意識。該書總序稱這一研究的目標“是由縣以下的鄉村水資源利用活動切入，並將之放在一定的曆史、地理和社會環境中考察，瞭解廣大村民的用水觀念、分配和共用水資源的群體行為、村社水利組織和民間公益事業等，在此基礎上，研究華北基層社會史”（總序第1 頁）。這一定位與時下國內社會史學界正在進行的水利社會史研究意圖頗契閤，具有藉鑒價值。二是比較嫻熟地運用瞭民俗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觀察細微，調查全麵。尤其在《不灌而治》一書中，還增加瞭田野調查報告，保存瞭珍貴的口述文本，便於解讀看似孤立的民間曆史文獻，具有示範性和方法論意義。三是搶救和整理瞭大量未公開的民間水利碑刻和文獻資料，扭轉瞭學界一般所認為的華北地區缺乏水利資料，水利係統不夠發達的“偏見”。

這一特點也同樣得到瞭以研究中國水利史見長的日本學界的高度重視。據筆者瞭解，研究中國水利史已有多年，成就斐然的日本學者森田明教授、好並隆司教授，最近已利用該資料集撰寫論文數篇，並積極地嚮日本學術界譯介這一最新成果。眾所周知，日本的中國水利史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展開，以研究中國農業史著稱的天野元之助的係列著作中就大量涉及我們今天所關注的中國水利社會史的有關內容。而天野的研究則是建立在其本人親身參與的華北滿鐵調查基礎上。與天野類似，其他一些滿鐵調查員也以此為基礎，通過探討水利組織及其特性、水利組織與國傢權力、村社組織的關係等，進一步認識中國社會。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的水利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魏特夫東方專製主義學說的影響，當時的討論基本上圍繞亞洲社會“停滯論”展開，其研究也有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色彩。戰後日本學界對此進行瞭反思，拋棄瞭停滯論，轉而深入探討中國社會自身的特性及其變革的因素。到20 世紀60 年代，圍繞華北水利共同體是否存在的問題展開瞭著名的論戰，參與論戰者多為具有滿鐵調查經曆的中國問題專傢。這一討論前後長達十餘年，研究者擺齣各自所掌握的證據證實或證僞水利共同體的存在。這一時期可以看作日本學者在努力擺脫魏氏學說影響後進行的學術努力，盡管論戰結果未分勝負，卻極大程度地推動瞭日本的中國水利史研究，達到瞭較高的水平，形成一個高峰並且深刻體現齣日本學者的研究特色。時至今日，日本的中國水利史研究從總體上並未超越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

在此，我們可以得齣兩個基本觀點，首先，日本的中國水利史研究是在繼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受魏氏學說影響較深。魏特夫治水理論則是在馬剋思有關東方社會的論述中引申並發展起來的。其二，日本學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關水利共同體的討論，也是受到歐洲史學思潮的影響，因為共同體的提法最早始自德國的社會曆史學傢滕尼斯。明治前後日本的農村社會因與中世紀歐洲的農村具有相似的特點，因而在本國社會研究中，日本學者也使用並推廣瞭共同體理論，形成瞭村落共同體的學說。後來，日本學者在對中國村落社會的研究中，也習慣性地使用瞭村落共同體理論來進行分析和求證，並在中國水利史研究中也試圖運用共同體理論來解釋中國社會變遷。我們再結閤時下森田明、好並隆司等人對前揭成果的重視和譯介，不難發現：日本學者與法國學者在研究中國水利史時具有不同的學術路徑。水利社會史並非源自日本的中國水利史學界，也並非魏特夫的治水學說，應當另有淵源。

二

那麼，由法國學者藍剋利倡導和組織的這一國際閤作項目，究竟遵循的是何種研究路徑，其學術淵源到底在哪裏？在此，我們依舊采取逆嚮追蹤的辦法來探討這一問題。

先從藍剋利（Christian Lamouroux）發起“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這一項目的緣由說起。事實上，藍剋利在進行該研究之前已對中國水利史有過極精到的研究。如颱灣著名環境史專傢劉翠溶教授在談及外國學者對中國環境史的研究時，最津津樂道的便是1993 年由她和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生態環境史學術討論會，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最早舉辦的以中國生態環境史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影響甚巨。在參會的十餘位從事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外國學者中，法國學者藍剋利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均在其列，二位學者後來均參與瞭“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研究項目。著名環境史學者伊懋可盛贊“魏丕信教授是研究中國帝製後期官僚及其在經濟與福利方麵之角色的權威。藍剋利博士是一位水利史傢和分析地理學傢，專精於研究宋代的淮河水利”。在這次會議上，藍剋利發錶瞭《黃淮水係新論與1128 年的水患》（From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Huai： New Representations of A River Network and the Hydraulic Crisis of 1128），魏丕信發錶瞭《清流對濁流：帝製後期陝西省的鄭白渠灌溉係統》（Clear Waters versus Muddy Waters：The Zheng-Bai Irrigation System of Shanxi Province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盡管藍文研究的是宋代的黃河水患，魏文探討的是清代的關中水利，但二人的研究視角、行文風格和最後落腳點卻如齣一轍，氣勢非凡。研究中，二人均未單純就水言水，而是將水利及環境問題與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問題有機地融閤在一起進行綜閤考量。如藍剋利在結論中明確提齣“我自己的意圖在於指齣政治史和財政史是怎樣完全得以確定可以影響環境的選擇”；魏丕信則針對帝製後期陝西曆屆官員試圖恢復鄭白渠灌溉係統的努力屢屢失敗的現象，敏銳地指齣“那是因為幾世紀以來（官員們）嘗試駕馭不再能夠‘自然地’為農業服務的資源，已使環境、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全麵結閤在鄭白渠的等式中失去瞭平衡”。這種整體史的視角，緊密結閤時間與空間尺度，將人的思想與行為置放於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諸問題背景下進行綜閤考察的學術風格，明顯具有年鑒學派的影子。可謂藍剋利和魏丕信等法國學者水利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學術路徑。

順著這一路徑再往上追溯，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對區域專題包括水利問題的研究其實是法國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傳統。眾所周知，法國人文地理學在近代地理學肇興階段發揮瞭重要作用，該國地理學主要是按照維達爾·德·拉·布拉什（P.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一個人的思想發展下來的。作為法國近代地理學研究的先驅者，維達爾著有《人文地理學原理》（1922）一書。在該書中，他針對18世紀以來地理學界流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提齣瞭不同看法，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瞭界限，並提供瞭可能性，但是人們對這些條件的適應，則由於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這發展成為他的“或然論”觀點，在研究人地關係上形成瞭維達爾學派。不僅如此，在研究地理學的三十多年中，他還堅持地理學研究應該集中在個彆區域上的觀點：“這些區域要小和容易進得去到這樣的程度：人們能夠在野外、群眾中間和檔案館的書架旁進行徹底的研究。隻有這樣，纔能

對地球上的土地和居民歸納齣準確有據的概括。”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鼓勵並督促學生撰寫瞭一批區域專題論文，從而使小區域研究成為法國地理學的一大特色。其中，讓·布呂納以其在西班牙旅行考察的經曆，完成《水利灌溉：伊比利亞半島和北非的地理條件、方式和組織》一文，並於1902年發錶。該文與1902年德·馬東男關於瓦拉奇亞的研究，1905年阿·德芒戎關於皮卡迪的研究及1906年拉烏爾·布朗夏爾關於佛蘭德的研究成為維達爾區域地理學思想的第一批研究成果。

此後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湧現齣許多學術性區域專論，其中很多涉及水利問題：如D. 福歇的《羅納河中遊的平原和盆地》（1927），德方丹的《加龍河中遊各地的居民及其勞動狀況》（1932），羅歇·迪翁的《盧瓦爾河流域》（1933），皮埃爾·喬治的《羅納河下遊區域》（1938），等等。在此，我們僅以羅歇·迪翁的《盧瓦爾河流域》為例來說明法國人文地理學的這一傳統。該書共三冊，第一冊研究盧瓦爾河榖的自然特徵—麵積、氣候、地形和河流，特彆是河流平原和水文變化的特殊性質；第二冊研究人類改造河流平原及其與變化無常的洪水作鬥爭的曆史，因而對從中世紀以來的幾個世紀中建設的控製河水的堤壩作瞭重點介紹；第三冊通過古代農村傳統、19世紀的農業革命和今天的農業類型，特彆是葡萄在經濟中的作用等方麵的證明，來研究河榖地區的農村生活和組織。這一風格顯然與藍剋利和魏丕信二人的研究具有很多相似特徵，反映瞭一種學術傳承和輻

射關係。可見，作為區域專題的水利問題，自布呂納開始就有極高的學術起點，並有著豐富的學術積澱，形成瞭成熟的研究風格。這一風格對後來從事漢學和中國史研究的法國曆史學傢産生瞭重要影響。

事實上，法國的年鑒學派與該國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原本就有極深的淵源。法國史學界非常善於從本國地理學中汲取理論養分，並受到瞭具有鮮明特色的法國地理學的影響。熟悉年鑒派史學的人都知道，年鑒學派的三代人物及其著作中，自始至終均貫穿著區域研究的特點。呂西安·費弗爾多次倡導人文地理學與曆史學之間的結閤。1922年，應法國新史學的先驅貝爾之邀，他撰寫齣版瞭《大地和人類演進：曆史學的地理引論》，該書成為溝通曆史學與地理學的橋梁。布洛赫在《朗格多剋地區的農民》一書中，則以大量篇幅敘述當地的自然環境。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勒高夫提道：“年鑒學派從其他學科受益良多—其他社會科學，首先是指地理學。”他承認法國的地理學對“年鑒學派的領袖人物——呂西安·費弗爾、馬剋·布洛赫和費爾南·布羅代爾有過很大影響”。由此可見，法國曆史學者藍剋利和魏丕信所從事的中國區域水利史研究，乃是法國人文地理學傳統和年鑒派史學傳統共同作用的結果，水利社會史的學術源流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法國人文地理學，其研究路徑則濫觴於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讓·布呂納對伊比利亞半島和北非水利灌溉問題的研究。

…………

後 記

這是一本研究“以水為中心的山西社會”之作，也是一本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同仁的閤作之作。

21世紀初開始，我們即關注人口、資源、環境史的研究，其中的焦點之一就是曆史時期山西的水資源問題，這是因為“山西之短在於水”。我們又是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山西水資源問題，也就是力圖避免過去那種“就水而水”，以水利技術和工程為主的研究框架，建立“以水為中心延伸齣來的區域性社會關係體係”，勾連環境、土地、森林、植被、氣候等資源要素及其變化，進而考察由此形成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製度、組織、規則、象徵、傳說、人物、傢族等社會生活和社會變遷的“整體的曆史”。為此，中心師生圍繞“以水為中心的山西社會”發錶瞭數十篇學術論文，也有幾本相關的論著齣版，我們還召開瞭全國第一次的水利社會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獲得瞭國傢社科基金的多項資助。十多年的時間過去瞭，水利社會史已然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研究領域，甚至可以說是社會史派生齣來的一個新學科。這樣一種可喜的現象實在是齣乎最初的預料。

這本《以水為中心的山西社會》，圍繞曆史時期山西地區的水資源問題展開，內容涉及水利社會史研究的理論方法、河域泉域、湖泊存廢、分水爭水、水權水案、水利水災、禮治製度、傢族祭祀等多方麵，意在建立“以水為中心的山西社會”的基本研究框架。以為書名，或許是符閤諸位作者意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