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来特

页数:0

出版时间:2018-12

价格:66.00元

isbn号码:9787302513629

具体描述

本书以14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中期的中日通商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时期中日交涉体制、贸易模式的建立、演化、解体和重新构筑的过程，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性问题，尝试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近世东亚区域秩序变迁的历史轨迹及结构性特征。

目录信息

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起： 近世的时间段划分与近世中日的
共通问题
第二节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检讨：“朝贡体制论”
“朝贡贸易体制论”“互市制度论”
一、费正清与“朝贡体制论”
二、“朝贡体制论”的修正与批判
三、“朝贡体制论”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
的应用
四、“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提出
五、有关明代中日关系与朝贡—勘合贸易
之研究
六、德川日本对外关系与“互市制度论”
的推进
七、近世中日贸易数量以及长崎贸易的
先行研究
第一章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的实像及虚像
第一节东亚区域秩序的重建与明太祖的对外政策
基调：“不征”“沮”“绝”
第二节诏令向谁颁：统一的明朝与政权分立的日本之交涉
一、明初对日交涉的特点与难点：对象的不确定性和
流动性
二、“日本国王”怀良的实像
第三节明初赴日使者的多线索交涉
一、《云门一曲》所见赵秩的在日交涉活动
二、滞留“防州”时期的“大明国使”赵秩
三、佛教人际网络与明太祖的“遣僧为使”
四、祖阐、克勤一行在日本的多线索交涉
第四节怀良的“虚像”与明朝的却贡
第五节洪武时期明朝对日交涉原则的确立
[][]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目录[][]?[]第二章明、日“勘合贸易”体制的形成与终结
第一节足利义满与明、日勘合贸易的开始
一、明、日交涉的重开
二、贡期、贡物、回赐与白银、铜钱的流动
第二节明、日勘合贸易的中断
第三节勘合的恢复与日本国书的曲折表述
第四节明、日勘合贸易的矛盾与终结
一、难以为继的“厚往薄来”与日本对铜钱的需求
二、《善邻国宝记》所见“神国”思想的膨胀
三、战国时代的日本与勘合贸易的终结
第三章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交涉政策的转变及其区域背景
第一节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的变动
一、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多极化
二、明朝对东亚海域的带动及其主导地位的动摇
第二节中日贸易模式的转变
一、丰臣秀吉的“天下一统”及其区域霸权构想
二、“勘合”的变调与中日贸易模式的再构建
第三节日本对中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
一、德川幕府对贵金属开发和输出的垄断及日本货币
制度的统一
二、朱印船的海外贸易
三、贸易对象、交易途径的增多
第四节东亚海域纷争中日本的应对策略
一、平山常陈事件与天主教、新教国家的对日贸易竞争
二、安南的阮、郑之争与日本在区域贸易中的优势
三、柬埔寨与暹罗的争端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交涉政策
第四章清、日“往市”贸易模式的成立和展开
第一节“锁国”与德川幕府对外政策的调整
第二节后金至清初的对日交涉
一、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二、清朝商人赴日本贸易的开始
三、清朝海禁时期中日贸易的数量问题
第三节清朝海关贸易的开始与康熙帝对日官方交涉的尝试
第四节德川日本对中国商船的贸易调控：从丝割符制度到正德
新例
第五节日本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贸易主导权的影响：以瓷器
的输出为例
第六节幕府对输出品结构的调控 第五章正德新例的信牌制度与清日政治、经济的博弈
第一节制定正德新例的双重目的
第二节正德新例的实施与“唐通事”的中介作用
第三节信牌的意义：内外有别的解释
第四节康熙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
第五节日本信牌事件在清朝的政治意义
第六节德川幕府对中国交涉的特征与康熙帝的对日交涉策略
第六章清、日贸易中的“唐船商人”
引言：唐船贸易与“唐船商人”
第一节唐船贸易对德川日本的意义
一、唐船联结起的广域贸易网络
二、实物交易外的技术流转与传播
第二节清朝官府出海许可证书所见赴日商人的位置
第三节唐船商人的处境（1）：“信牌”成为清、日双方官府
认可的制度以后
第四节唐船商人的处境（2）：“盈物”及同类盘剥事件
第五节唐船商人的处境（3）：唐人屋敷的博弈
第六节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
一、唐通事的身份属性及编制
二、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工作
三、“怀柔远商”：唐通事群体的政治功能
第七节“武威”与德川幕府对唐船商人的打杀
第七章清朝统治者的多极化世界观与互市的展开
第一节康熙帝对日本信息和区域形势的把握
一、“密探莫尔森”的日本情报
二、康熙朝官吏对海外情况的把握与皇帝的多极化世界观
三、《尼布楚条约》的经验与“多极化世界观”的特征
四、徐元梦、马齐与康熙：没有成果的决策层讨论
第二节雍正帝对日本型区域秩序的默认
第三节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
一、红溪惨案与“沉默外交”
二、议禁南洋贸易奏折内容的再梳理
三、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四、没有官方交涉的“朝贡国”荷兰
结语
附录《唐蛮货物帐》（手写影印本）
中国商船输出记录整理（节选）
参考文献
后记
· · · · · · (收起)

用户评价

在我看来，这本《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它更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能够照映出近世中日两国之间复杂而又深刻的联系。我一直对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变革的时代非常感兴趣，而书中对于中日通商关系的梳理，恰恰是理解那个时代最关键的切入点之一。作者在研究中，展现出了极强的史料驾驭能力，无论是来自中国官方的奏折、地方志，还是日本的商船记录、民间契约，都被他巧妙地运用，构建起了一幅详实的历史画卷。书中所描绘的中日贸易，并非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它还包含了信息、技术、以及观念的流动。例如，在近世早期，中国对日本输出的商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手工业的成熟和文化的影响力，而随着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两国间的贸易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的工业品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影响。作者在分析这些变化时，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于政治或经济因素，而是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层面去理解这些变迁。我特别赞赏作者对于贸易中的“人”的关注，他不仅仅关注抽象的经济数字，更关注参与贸易的商人、船员、以及在贸易链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行为逻辑。

坦白说，一开始我被这本书吸引，更多的是被书名所透露出的学术野心所打动。《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这几个字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和研究潜力。然而，当我真正翻开这本书，并开始逐页阅读时，我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选题，更是一次扎实细致的学术探索。作者对于“近世”这个时间节点的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研究框架，都显得十分清晰且具有逻辑性。他没有回避历史的复杂性，而是试图通过对中日通商关系的深入剖析，来折射出两个东方大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互动模式的变迁。我对书中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贸易特点的区分尤为印象深刻。例如，书中对于早期以官方贡赐贸易为主的描述，以及后期逐渐兴起的民间商品交换，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描述性的陈述，而是尝试去解释这种转变背后的驱动力，诸如海禁政策的松动、西方列强贸易的影响，以及两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在分析贸易数据和经济指标的同时，也关注到了贸易活动中的人文因素。他对商人群体、船商、以及在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其他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使得原本可能显得枯燥的经济史研究，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一些具体贸易商品的考证，例如丝绸、茶叶、瓷器等传统商品的交易，以及在近世时期开始出现的新的贸易品类，如西方工业制品的传入和对中国国内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这些具体商品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渗透和潜在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在我阅读《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之前，我对近世中日通商关系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一些片段式的了解。这本书的出现，无疑填补了我知识上的巨大空白，并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他不仅广泛涉猎了中文史料，还对日文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这使得他的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深度。书中所构建的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图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动态和变化。作者细致地勾勒出了两国贸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规模、以及参与的主体，并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例如，他详细阐述了在近代早期，中国作为传统贸易大国，在与日本的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日本凭借工业化进程逐步改变贸易格局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史的叙述，更是一个关于国家实力对比、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趋势如何在两国间具体体现的生动案例。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也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以及两国在不同历史节点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如何塑造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局面。

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我常常在阅读中，被作者严谨的逻辑和扎实的考证所折服。他对“近世”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日通商关系的梳理，可谓是脉络清晰，逻辑严密。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两国关系笼统概括，而是深入到具体的贸易商品、贸易路线、贸易参与者等细节层面，进行细致的分析。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史料的处理能力，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筛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论证之中。书中对于两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原因的分析，都让我耳目一新。例如，早期中国在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如何随着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被削弱，以及这种转变是如何影响两国社会经济的。作者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展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宏观视野，他不仅关注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还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进行考察，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也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以及两国在不同历史节点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如何塑造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局面。

坦白说，我对“通商关系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历史细节的探究。《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对细节的渴求。作者以一种令人惊叹的细致，描绘了近世时期中日两国之间复杂的商业网络。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贸易商品的考证，不仅仅是列出商品名称，更是深入分析了这些商品的来源、生产方式、以及在两国之间的流转过程。例如，书中对于中国丝绸在日本市场的价格波动、运输损耗、以及最终的销售情况的描绘，都显得极为真实。作者在梳理这些细节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宏观的历史背景。他将两国贸易的发展，置于清末民初社会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了政治制度、政策调整、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对贸易往来的影响。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交换，更包含了文化、政治、以及国家利益的博弈。书中对于不同时期、不同贸易方式的区分，也让我对近世中日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当我拿起《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这本书时，我并没有预设一个很高的期望，因为“通商关系史”这个主题本身，在我看来，往往容易落入枯燥的统计数据和空洞的理论分析之中。然而，阅读过一段时间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我的这种固有印象。作者以一种非常生动且富有洞察力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近世时期中日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商业往来。他不仅仅是在讲述“买”与“卖”的故事，而是在探讨每一次交易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博弈、经济策略、社会文化变迁，甚至是个体命运的起伏。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不同时期、不同贸易形式的细致区分。比如，早期以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如何逐渐演变为民间性质的自由贸易，以及在此过程中，两国政府和民间商人的角色是如何变化的。作者在分析这些转变时，并没有简单地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例如，海禁政策的调整、西方列强的介入、以及两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变迁等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于一些具体贸易商品的深入考证，例如，茶叶、丝绸、以及后来涌现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等，这些商品的贸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实力，也折射出两国在技术、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上的差异。

这本书的问世，无疑为历史学界，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又厚重的力量。我之所以如此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阅读后那份沉甸甸的收获感。从书籍的装帧设计到内文的排版印刷，都能感受到出版方严谨认真的态度。而内容上，作者以“近世”这样一个宏大的时间跨度为轴，精心梳理了中日两国在这一时期的商业往来。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往往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披沙沥金，而本书的作者显然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书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从官方档案到私人书信，从贸易记录到口述历史，都显得极为丰富且具有代表性。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着重于分析这些商业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例如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社会思潮的演进，乃至是文化交流的微妙影响。读来，仿佛能看到清末民初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正是这种变革交织的生动注脚。作者对于贸易商品的种类、数量、流向，乃至定价策略、运输方式等细节的描绘，都细致入微，这不仅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也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经济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一些敏感或争议性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客观与审慎，他没有简单地将贸易关系局限于“掠夺”或“互利”的二元对立，而是深入剖析了其复杂的多重性，承认了其中存在的不平等，也揭示了彼此在一定程度上的依存与互动。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贸易的商品账本，更是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洪流的深刻洞察。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体验。我虽然对中日关系史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但《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这本书，无疑将我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者在研究中，充分利用了大量的中文和日文史料，这本身就显示了其学术功底的扎实。我注意到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文献，包括一些我此前未曾接触过的档案和研究，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书中所描绘的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画面，而是充满动态和变化的。作者细致地勾勒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两国贸易的重点、规模、以及参与的主体。例如，在一些早期阶段，中国的丝绸、瓷器对日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到了近代，日本的工业品，如纺织品、机械等，则开始在中国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这种转变并非偶然，书中深入分析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包括两国各自的工业化进程、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贸易路线和港口变化的梳理，这让我对当时的地理因素在贸易中的作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作者没有回避两国贸易中的一些不平等性，但他也指出了在这种不平等中，双方仍然存在的利益交汇点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一种更为 nuanced（细致入微）的历史观，而非简单的宏大叙事。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其处理历史细节的精湛技艺和宏观历史视野的巧妙融合。我常常惊叹于作者在梳理纷繁复杂的史料时所展现出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他能够从大量的、甚至有些零散的记载中，提炼出关键性的信息，并将其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清晰的研究脉络。对于“近世”这一时期，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和侧重点，而本书作者对中日通商关系的研究，恰恰能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框架下，展现出两国关系演变的独特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阐述中日两国贸易结构时所体现出的细致。他不仅分析了哪些商品是主要的出口品和进口品，更深入探讨了贸易的盈亏状况、贸易的风险与收益，以及这些贸易活动对两国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书中对于近代早期，中国作为传统贸易强国，在与日本的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日本凭借工业化进程逐步改变贸易格局的过程，都有着深刻的揭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史叙述，更是一个关于国家实力对比、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趋势如何在两国间具体体现的生动案例。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也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作者在探讨过程中，也触及了一些关于贸易主权、关税壁垒、以及非经济因素（如文化、政治）对贸易往来影响的议题，这些都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得以提升。

作为一名对历史研究充满好奇的读者，我一直都在寻找那些能够提供全新视角和深刻见解的学术著作。《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正是这样一本让我眼前一亮的书。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显然下足了功夫，他不仅注重宏观的历史背景分析，更着眼于微观的经济数据和贸易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对于具体贸易商品的流转过程的描绘，例如，一笔丝绸交易是如何从中国的丝农手中，经过层层中间商，最终抵达日本商人的手中，其间的利润分配、风险承担、以及所涉及的各种规章制度，都被细致地呈现出来。这种细致的描述，让历史的肌理变得异常清晰。书中所展现的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与两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观念紧密相连。作者通过对贸易活动的分析，间接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及两国社会精英层在面对外部挑战和机遇时的不同反应。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一些具体案例的深入挖掘，例如，某个特定时期，某个港口的贸易量变化，或者某类商品的交易额波动，这些具体的案例分析，为宏观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让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历史的演变。

博士论文

博士論文，思路很細緻，應該是這兩年讀過最印象深刻的中日關係史作品。

博士论文

贸易不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背后实际隐含着政府的政策性引导与控制，颇有些近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意味。本书认为清代中前期中国在中日贸易关系中就已经处于弱势，主要是从比较优势及资源的稀缺性来看，但是背后也有着政治秩序的变迁在内。但是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中国商人，包括华侨商人依然控制着中日贸易的“商权”，历史的矛盾性依然存在。 是否可以将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主导权的获得及利用与日本“脱亚”“脱儒”观念的形成及发展连接起来研究？

多极化背景下，由经济以至政治与思想的他者自中心完成轨迹。关于明初使节交涉的还原着实细腻，通常所说的由银至铜再至俵物的粗线条也得到了梳理澄清，新例背后官方文书与私人记述间的虚实分析十分精彩，而从商人身上分离出乞师者的色彩最是吸引人。功力深厚，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