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紅木》的作者皮利尼亞剋

悠 哉/文

近日，悠哉重讀皮利尼亞剋的小說集《紅木》（石枕川、劉引梅譯，作傢齣版社1998年版），有些感想。姑且寫下來吧——否則日後遺忘瞭，倒是令人遺憾的不小損失。

先說說皮利尼亞剋其人。

這個蘇聯作傢，長期以來不為中國讀者所知。但是，實際上，他是大大有名的。據有關資料介紹，皮利尼亞剋（1894—1938）在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曾經名氣很大，擔任過蘇聯作傢協會主席，他的小說《荒年》（又譯《裸年》）曾經由魯迅先生譯介到中國。可想而知：那是現代中國在“左聯”的領導下，大力倡導“革命文學”的時期。

但是，奇怪的是，皮利尼亞剋的小說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屬於另類。當蘇聯諸多作傢大肆謳吟社會主義製度的無比優越性，他卻偏偏筆走偏鋒，哼齣一些不和諧的麯調，寫一些遊離革命文學主潮的題目：偏僻內地小城的沉悶生活，革命勢力不曾抵達的地方舊思想和習慣勢力，流行於革命高層中的權力鬥爭和官僚主義，等等。於是皮利尼亞剋變成瞭“用心險惡”和“不閤時宜”，不僅多次遭受批判，而且最後落得可悲的下場：以莫須有的間諜罪被逮捕，1938年4月21日遭槍決，年僅44歲。這時候，曾保護過他的高爾基和曾介紹過他作品的魯迅，都死去瞭；他的名字和作品，漸漸湮沒於曆史塵埃中。直到20世紀80年代，纔被蘇聯文學考古學傢發掘齣來，不僅恢復名譽，而且其作品被視為“俄羅斯文學的遺産”，得到瞭很高的評價。中國新一代讀者（例如悠哉）有幸讀到他的傑作，更是晚近的事情。

由於中途摺戟，皮利尼亞剋未能盡展他的文學纔華。他的代錶作有：中篇小說《不滅的月亮的故事》（1926，又譯《不落的明月》）、中篇小說《紅木》（1929）、長篇小說《果實的成熟》（1936）等。

我手頭他的作品集被冠以《紅木》書名，可見這一篇份量奇重。但是，他的另一篇《不滅的月亮的故事》我覺得更好，更能代錶他的文學成就。我從樂園論壇上搜索到一篇司馬剛的書評，題為《都是〈月亮〉惹的禍》。文章寫得很好！蘇童在《去小城尋找紅木傢具》文中卻說：“喜歡《紅木》的人應該痛恨紅木。都是紅木惹的禍。”我懷疑，蘇童在此耍瞭小聰明，理由是：

第一，他這個說法，顯然套用的是司馬剛文章的題目。

第二，皮利尼亞剋的慘死，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死因，顯然是他的《不滅的月亮的故事》（諷喻斯-大-林謀害伏龍芝元帥的故事），而不是什麼《紅木》。所謂“都是紅木惹的禍”的“都是”二字，下得頗有些離譜，讓人感覺莫名其妙且滑佻輕率，顯示瞭蘇童沒有真正領略皮利尼亞剋作品的三昧。

第三，蘇童重視《紅木》這篇，與他著力經營“楓楊樹”天地的藉鑒意圖有關係。類似的例子還有：蘇童推重美國作傢剋萊恩的《新娘來到黃天鎮》、麥剋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等。這些可作印證。

作傢蘇童，原是巧於嚮西方作傢“偷招”的學徒式作傢，原創性東西卻是寡少。這不僅是蘇童的弱點，而且是王濛、張承誌、王小波、餘華、陳忠實、路遙、殘雪、王安憶……這乾人的緻命弱點。

中國當代作傢普遍患有“貧血癥”和“腿肌萎縮癥”：前者導緻作品思想內容的貧乏；後者導緻作品技法的匱乏，須藉助外國作傢的拐杖纔能蹣跚前行。這兩大“乏”癥不愈，中國文學的前景難免一片黯淡。

那麼，是不是說皮利尼亞剋的《紅木》寫得不好呢？

不是這個意思。我對《紅木》也是蠻激賞的；但是並不將它置於《不滅的月亮的故事》之上。

據司馬剛在上文中介紹，“《紅木》是皮利尼亞剋的代錶作，寫於20年代末，作者本來要將它作為長篇小說《伏爾加流入裏海》的幾個章節，沒想卻在柏林一傢齣版社以單行本齣版。”

由此想到他的長篇小說《果實的成熟》，我豁然明白：為什麼《紅木》讓我讀後覺得有些散漫瞭——原來它采取長篇小說的敘述筆調！這與歐洲中篇小說的敘述範式（參見海澤的“獵鷹”理論），是大相悖離的。

難道說，中篇小說必須按海澤的“獵鷹”理論某局布篇，纔算好的？中篇小說以散漫形式來寫，難道就不行？

也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隻是說：它讓我弄清楚瞭《紅木》之所以寫成這樣的原故。

《紅木》的情節綫索，大緻如下：

彆茲傑托夫兄弟是莫斯科一對從事古董生意的兄弟，他們乘坐火車到某偏遠縣城來收購紅木傢具。他倆落腳在80多歲的老漢斯庫特林傢。斯庫特林見多識廣，待人處事隨和，傢裏常常有來訪的莊稼漢。有個叫瓦西裏的“瘋子”常來找斯庫德林，他自稱是祖國的敵人。斯庫德林有個同胞兄弟伊萬，他是個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曾經混進革命隊伍，如今夢想有一天重迴黨的懷抱，以此混混吃喝。斯庫德林還有兩個跟他年齡相差懸殊的胞妹，是專門製作襯衣的女裁縫。姐姐卡皮托莉娜是個守身如玉的老處女，妹妹裏瑪卻是放蕩形骸、不知檢點。就在彆茲傑托夫兄弟抵達該縣的時候，斯庫德林的大兒子、工程師阿基姆也迴來瞭，他是負氣離傢齣走的……

通過以上簡介，我們不難看齣：小說沒有核心故事，隻是通過彆茲傑托夫兄弟到某縣城購買紅木傢具，串起許多人物及零散的事件，為讀者展現瞭一幅蘇聯早期內地城鎮的生活畫麵。

而這個“準長篇小說”的構思，實際上襲用的是果戈理《死魂靈》（商人乞乞科夫乘坐馬車下鄉購買死去農奴的名單；不同的是，他們兄弟倆乘坐火車下鄉）的創作構思，原創性並不太強。明瞭這點，大傢也就明白：為什麼悠哉對《紅木》這篇略顯不滿瞭。

至於《不滅的月亮的故事》這篇，那真是寫得太好！思想銳利——具有震撼性！——技法圓熟，代錶瞭皮利尼亞剋小說的最高成就。限於篇幅，在此我不詳述。敦促大傢自己研讀去吧！

皮利尼亞剋的小說善於擇取象徵意象。例如小說題目中的“紅木”和“不滅的月亮”，均帶有象徵性。讀後掩捲咂尋，真讓人遐思翩躚，有“忽焉在前，忽焉在後”的餘嘆。

2008-8-21

皮利尼亞剋：領導修理你個文藝青年，還需要親自動手？發錶於 2008-09-03 05:25:13 類彆：隨筆1

毛姆說，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爾紮剋和狄更斯，“這四位世上有過的最偉大的小說傢，在其各自的語言中，文筆很差。”但他又解釋說，偉大人物不一定需要好文筆。言下之意，胸襟、氣質、思想、情節編製能力、文本的把握之類，更為重要。

我的看法則是這樣的：短篇小說需要語感和剪裁，長篇小說則大而化之，更需要野心和激情。巴爾紮剋的激情寫照就是拉斯蒂涅，滿覺得自己可以做整個巴黎的仇人。

19世紀的俄羅斯有無數的偉大長篇，相比而言，他們的短篇大師卻並不那麼多。托爾斯泰在19世紀50年代有過一些描寫軍隊生活的中短篇，如果交給福樓拜，想必會砍掉其中2/3的篇幅。俄羅斯的大師大緻是這樣的：他們胸襟開闊，吐氣如哮，粗綫條，激情甚至野蠻——但是，除瞭有限的幾位，比如契訶夫、巴彆爾，很少有人兼具纔情與剪裁的能力。

結果就是，任何一個俄羅斯大師都適閤去當政論傢、布道者或者行吟詩人。但短篇故事？那點空間根本容不下他們呼嘯的大願。

2

馬爾剋斯說，南美的任何一個小說傢都必須兼任政治宣傳者。環境使然。同理適用於俄羅斯。

福樓拜會認為《悲慘世界》不閤他的理想，因為“不夠科學”。

而19世紀的俄羅斯大師們誇張得多。

他們會彼此攻擊“你丫寫得不夠真實”這類問題。指望他們哪位如梅裏美般隨心所欲塗抹加減一些小戲筆，頗不現實。19世紀後半葉的俄羅斯大師們對現實主義及其一些條框的忠實遵循可謂舉世無雙。

但同時，果戈理卻也寫齣瞭《鼻子》《煙囪魔鬼》這類魔幻的文本。

如果考慮到屠格涅夫對《羅亭》結局的修改，大緻可以得齣這麼個結論：

在一個齣版和言論都不怎麼自由的年代——陀斯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時隻能反復讀《聖經》——俄羅斯小說傢們錶現得非常有原則。自由越少，他們越自省。他們生怕自己的小說沒有現實意義，生怕自己的小說不夠悲天憫人，生怕自己的小說太輕浮油滑。俄羅斯文學青年的責任感就是如此強大：他們咄咄逼人，充滿戰鬥的意誌和情緒，深明以文本做武器以教化人民、上啓天智的真理。

3

白銀時代的起止點似乎沒有定論。一說到1917年，一說到1925年。短短幾十年，俄羅斯詩歌界（任何一個俄羅斯人都有足夠的激情和哀傷成為歌者或詩人）經曆瞭多種風格的更迭。未來派，意象派，象徵派，農民詩人。這裏貼個宣言，那裏齣個標語，社團，領袖，打倒一種風格，舉起另一麵旗幟。諸如此類。

很難想象皮利尼亞剋在其中的感覺。

這個小說傢具有傳統的俄羅斯優點——敏感、詩意，描寫人物時的風格像謝德林，對心理上的描寫則大有陀大師的風情。而且，有一些優點證明他生活在20世紀——文體的多樣化、情節的絢麗穿插、一些不動聲色的小技巧運用。

而且，相比於厚重呼嘯的傳統俄羅斯大師，或者與他同時代的簡約至極的巴彆爾，他恰好處於中間——一種剋製但又悠長的抒情意願。一個不夠狡猾但更斑斕沉默的果戈理。

4

《不滅的月亮的故事》齣版瞭，暗示瞭斯大林害死伏龍芝將軍的故事。當時的情況很有趣：反對派群起攻擊，而斯大林卻阻止瞭這種攻擊——因為他不希望大眾過於關心曆史的真相。

（捎帶說句，這篇裏對於將軍的描寫幾乎有20世紀後半葉南美那些小說裏軍事獨裁者的模樣）

後來就是《紅木》。一個俄羅斯內地小城的故事。“俄羅斯的鐮倉”。非常果戈理。開筆規模甚大，但對每個人做完白描，此後便保持一種“繼續發展”的模式。這一次，反對派繼續蜂擁而起，而斯大林不攔瞭。

於是被批判瞭，被逮捕瞭，和巴彆爾的下場類似：槍決瞭。

5

在緻他於死命的《紅木》風波裏，斯大林並沒很積極的組織作傢們攻擊皮利尼亞剋，他隻是順波推瞭一下。實際上，如果不是他收瞭一下，早在《不滅的月亮的故事》時，皮利尼亞剋也許就已經死瞭。

這就是好玩的地方：領導沒有從上而下施壓逼死小說傢，他隻是利用瞭某些撕咬小說傢的勢力。

俄羅斯，如前所述。作傢們充滿瞭戰鬥的意念，這本無可厚非；但是，當這種奇怪的好鬥情緒達到極端時，他們就有些見人就咬、非要把反對派踩在腳下——我承認，我寫這句話時，想到瞭我接觸過的一些群體——這種瘋狂的戰鬥意誌來自於狹隘的審美、非此即彼的排斥情緒。

當然，領導們默許並多少鼓勵瞭這種傾嚮。

所以，皮利尼亞剋，也許是死於自己人的牙齒之下，就像被北京人民分而食之的袁崇煥。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是這樣的：

許多時候，領導要修理一個文藝青年或一個文藝團體，根本不需要親自動手。在一個狹隘、非此即彼、狂熱的時勢之中，藉刀殺人是最容易的事。

6

關於皮利尼亞剋及巴彆爾，最後一段話。

20世紀50年代，蘇聯某作傢團殺奔美國。有位美國作傢誠懇的問：“我很喜歡巴彆爾的小說，他現在哪呢？”蘇作傢說：“他正在莫斯科寫小說呢，不久有新作問世！”

實際上，巴彆爾和皮利尼亞剋，如大傢所知，這時已經死瞭十多年瞭。

昆德拉《笑忘書》有這麼一個_（您可以自己填個形容詞）的情節：捷剋的一號領導和二號領導在陽颱上做造型，二號領導親切的把自己的帽子給一號領導戴上，成為經典照片；當二號領導下去之後，這張照片裏的二號領導也消失瞭（那時還沒有PS技術）。而關於二號領導唯一的痕跡，就是一號領導頭上那頂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