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 — 托马斯· 金访谈
▼ 您的作品从丰富的传统——原住民、基督教、文学和流行文化等——中汲取营养。您能谈谈您是在哪些传统中成长的吗？
我是在所有这些传统中长大的。没有哪一个传统占主导地位。我妈妈信仰希腊正教，我上的是卫理公会主日学校，还在天主教寄宿学校学习过两年。那真有点精神分裂。
我从中学到的是，宗教中，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某种不善和傲慢。我们问的问题并不是应该问的问题。我们问，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利益？这会如何增加我的声望？这会给我更大的权力吗？
宗教就是如此，因为宗教是由人掌握的，是由人创造和信仰的。在我早期接受的训练中，我看到的是阴暗面，我往往在寻找不完美之处。我不是一个充满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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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地生活在您的小说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您并不是在保留地长大的。您曾经在血族保留地附近的莱斯布里奇大学教书。您是在那里理解保留地生活的吗？
我在很多地方的保留地工作过。我在北加利福尼亚、犹他大学时，和原住民一起工作过，虽然莱斯布里奇是我灵感的主要来源。我在保留地及其周边地区，在这些地方的边缘，遇到过很多原住民。但是，我的确不是在保留地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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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在就《草仍然绿，水仍在流》接受采访时，您曾经提到，您可以自由地问一些问题，比如：“谁是印第安人？我们是如何形成关于印第安人的想法的？”您仍然在探索这些问题吗？
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探索。原住民在加拿大的条约权利，原住民的纳税状况，谁决定原住民社区如何组织和运行——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我把这些问题写进小说里，因为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人们也许不喜欢。但是我试图从各个方面呈现棘手的问题。
这些问题仍然在困扰我们。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加拿大政府对于原住民的权利毫无兴趣。无论谁掌权都一样。有些懒散。不——这个词太温和了——政治家们并不理会原住民。
我参与这类辩论，就像讨厌的黑蝇嗡嗡嗡地飞来飞去。我个性温和害羞，但是如果你把一台电脑放在我面前，我会变得有点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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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作家是有意识的决定吗，还是偶然发生的？
我一直都以某种方式写故事，讲故事，甚至说谎。谎言是某种形式的故事——会撒谎的人都是故事讲得不错的人。我还写诗。但因为我是个男人，所以得把这事儿藏起来。我那些男人味十足的朋友会怎么想我写诗这件事儿？我还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我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但这就像拨吉他的弦。我拨拨这根，又拨拨那根——直到1980年，我开始严肃地写作。我并没有规划，我只是在想——我该如何谋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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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故事混合了各种风格和传统。您将流行文化、原住民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很多方面，以及想象或荒诞的画面都编织进故事之中。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有意识的决定吗，还是您的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
讽刺这种工具从来都来源于不信任。当我指出不完美之处时，我是一个更加快乐也更加强大的作家。我不会写颂扬的故事。呼吁人们关注那些存在问题的事情，那些标明我们是人类的事情，这就是我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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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幽默和诸如当代原住民的困境等问题编织在一起。您如何描述讽刺在您的作品中的作用？
讽刺是尖锐的。它应当令人感到疼痛；它绝不应当让你感到舒服。我希望当读者笑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深处感到不舒服、不自在，他们会回头看，留神看。如果他们读到自己也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做这件事。也许那个人是我。
有很多写作都沾沾自喜，令人安慰，也有很多好作家——但我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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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教书的？教书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和其他学者在一起，接触大量的资讯，这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但是教书对我的写作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如果不教书，我会怀念对大学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奇怪事情的深刻讨论。那非常有趣。但是我认为写作和教书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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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您把过去写进故事里，这些故事仍然发生在当代北美——您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我讨厌历史小说。历史是死的。历史的一个版本已经被说过了，已经被教过了，那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版本，是每个人都期待的版本。但那只是关于一个事件的一个故事。我讨厌为写小说而做研究。我喜欢当代的东西，那是我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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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人物经常说不同的话题。他们围绕着一些话题说话，而不是相互交谈——您设计这样的对话是希望它们有怎样的影响？
这就是人们相互交谈的方式。比如政治论坛。当一个政治家被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回答的是别的事情。人们不回答问题。我听到的大多数对话都是人们说着不同的话题。“你好吗？”“我很好。”这样的文学对话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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